如今，堕胎权议题已深深刻入美国政治版图，两党通过推动国会立法、签署或废止行政令等手段“斗法”，并将这一议题当作影响民意、扩大票仓的抓手。仅在2021年，美国各州就出台了近600项堕胎限制措施，其中90项已成为法律。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以推动联邦最高法院保守化，最终促成了2022年推翻“罗诉韦德案”事件。
共和党靠反堕胎立场保住了以保守势力为基本盘的选民支持，而表示支持堕胎权的民主党也充分利用这一议题“攻城掠地”。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说，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民主党抓住“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机会，将堕胎权与日常家庭和医疗保健联系起来，利用选民对保守主义崛起的担忧，一方面转移了民众对经济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巩固女性及年轻选民的选票，阻止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形成“红色浪潮”。
美国民众对堕胎权的看法也被两党政客“塑造”，立场越发对立。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今年6月的一份民调显示，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合法，31%的受访者认为堕胎只应在特殊情况下合法，另有10%的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堕胎。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评论说，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民众在堕胎权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变得愈发极化、不可调和。
利益捆绑
美国西北大学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克洛·瑟斯顿认为，随着堕胎权议题在美国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党与在堕胎权议题上有明确倾向的利益集团结盟变得更加常见，而这种结盟进一步加剧了两党及选民的撕裂与对抗。
据美国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公开秘密”组织统计，1989年以来，支持堕胎权的团体已向民主党人捐款3200万美元，而反堕胎权团体已向共和党人捐款1400万美元。尤其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2022年，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围绕堕胎权议题游说联邦政府的支出大幅增加，反堕胎权团体支出150万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支持堕胎权团体的游说支出也较前几年有所增长，达220万美元。
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并不仅仅直接提供给政客本身。在美国，有一类为竞选融资而生的组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类组织自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松绑政治捐助后应运而生。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过向个人、企业和利益集团募集捐款，将所筹资金用于投放电视广告，从而左右民意、影响选举结果和立法进程。“公开秘密”组织统计，在2023年至2024年的选举周期中，支持堕胎权的团体共捐款337万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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