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特朗普2.0对外政策与“疯人理论”争议 作者：袁莎（北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摘要】特朗普强势重返白宫，其独断专行、难以预测、打破常规的执政风格加剧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引发关于其运用“疯人理论”的争议。“疯人理论”是一种基于“非理性的理性”博弈策略，即决策者试图给自己建立一种“疯人”形象，幷发出超常规的威胁信号，让对手害怕招致极端后果而做出妥协，以达到威慑或胁迫的目的。“疯人理论”在特朗普1.0执政时备受推崇，特朗普2.0执政伊始，已通过一系列看似非理性的极端言行，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特朗普冲击波”。本文通过剖析特朗普2.0对外政策引发的“疯人理论”争议，探究这一策略的背后逻辑、应用前景及潜在影响，提出特朗普的个性特征给予其运用这一策略的优势，短期内可能增强美国霸权威力，但长期看会削弱美国霸权威信，幷加剧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面对特朗普“疯人理论”的冲击，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强化反制措施，加强风险管控，推动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作为一位“非典型”和“反传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中呈现出独断专行、难以预测、打破常规的执政风格。特朗普2.0执政伊始，即密集发布行政令，幷就对外政策做出一系列惊人表态和动作，在国际社会掀起新一轮“特朗普冲击波”，推高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为了探寻特朗普2.0对外政策的底层逻辑和未来走向，学界再度重返“疯人理论”（madman theory），该理论是美国大战略中的一个特殊策略，指的是决策者通过给自己建立一种“疯人”形象，幷发出超常规的威胁信号，让对手害怕招致极端后果而做出妥协，以达到威慑或胁迫的目的。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拥抱“疯人理论”，例如针对朝鲜、伊朗等“敌人”的核讹诈，以及针对欧盟和亚太盟友的关税胁迫等。从这个理论逻辑看，特朗普2.0的对外政策看似随心所欲，却似乎有章可循，他的种种出格言行可能幷非只是个性冲动，而是旨在建立施压筹码的理性谋划。但是，由于现实世界比博弈论更为复杂，变量更多，不确定性更大，特朗普的“疯人理论”是虚张声势还是有备而来？这一策略能否奏效，是否存在风险？对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而言，应该如何应对，是求和绥靖、防范对冲，还是针锋相对、以超强对超强、“以疯狂对疯狂”？鉴于以上问题都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旨在探究“疯人理论”的博弈逻辑、应用前景及潜在影响，分析特朗普2.0对外政策中采取这一策略的表现、特点及成效，幷思考如何应对特朗普可能对华采取“疯人理论”策略，维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大局。
一、美国大战略中的“疯人理论”
“疯人理论”的历史悠久。早在十六世纪初，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就曾对这一古典权谋术进行了描述：“有些时候，装疯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①美国战略界则基于现代博弈论对“疯人理论”形成了丰富的研究和实践。
（一）“疯人理论”的源起和内涵
冷战期间，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相互确保摧毁”（MAD）理念的兴起，如何让核威慑更加可信，成为美国战略界的新课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提出“疯人理论”的概念幷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为此，尼克松多次利用核边缘策略恐吓北越政府和苏联，幷命令美军开启了代号为“巨型长矛”的行动，为“核对峙”情景做好准备。根据他的助手回忆，尼克松此举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私下里所称的“疯人理论”策略，他指出“我想让北越人相信，我已经到了可以做任何事情来阻止战争的地步。我们会悄悄告诉他们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知道尼克松执著于遏制共产主义。当他生气的时候，我们无法控制他——他的手已经放在核按钮上了”。②尼克松希望通过给自己塑造“疯人”形象，让对方忌惮他会不择手段，他也相信这一策略在危机博弈中，成功迫使对手做出妥协，促成了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的签署。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也带有核边缘政策的色彩。但尼克松通过强调“疯人”的维度，让“疯人理论”作为一种新策略进入了美国大战略的视域。然而，这一“疯人理论”策略是否真正起了作用却一直充满争议。有学者根据近年公开的史料指出，尼克松精明的政治形象难以被视为真正的“疯子”，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根本不理解尼克松到底想传递什么信号，而美军核弹一触即发也加剧了事态升级的风险。③由于“疯人理论”的有效性存疑，而风险性较高，后来的美国政府幷未公开采取这一策略。小布什政府的“核模糊”政策和“震慑”（shock and awe）战略曾引发“疯人理论”的讨论。但由于这一策略充满争议，也一度进入了历史的故纸堆。
（二）“疯人理论”的博弈论研究
美国博弈论学家围绕核威慑博弈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疯人理论”是其中一个较为特别的研究视角。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是最早涉及理性博弈中非理性因素的学者，他在其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指出“如果甲有意识地通过非理性的行为与乙博弈，让乙相信甲愿意做出自我毁灭的威胁，那么甲所谓的非理性实则是理性，有助于他在博弈中占据上峰”，他据此提出“非理性的理性”概念，认为“不确定的报复”比“确定的报复”更具威慑性，因此，“不论敌对双方有多么理性，他们可能会竞相表现得更加不理性、冲动且固执”。④美国核理论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也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在博弈中，如果一方表现出非理性，就能大大增加事态的不确定性，最终迫使另一方让步，因此，“表现出一些疯狂可以更有效地促使对方妥协”。⑤美国兰德公司的前军事分析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也以“疯狂的政治用途”为题开设讲座，主要围绕如何通过表现出“令人信服的疯狂”来胁迫对手。
从美国博弈论学家的理论推演可见，“疯人理论”与“比大胆博弈”（game of chicken）、边缘政策（brinkmanship）等策略异曲同工，都是通过威胁将事态推向冲突爆发的危险边缘，以迫使对方妥协让步。“疯人理论”的意义在于试图解决极端威胁的可信度问题，因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的意图很难确定，尤其是在核武器的制约下，极端威胁常常被看成是虚张声势，而承诺也往往被看成空头支票，因此这些策略的有效性存在疑问。根据“疯人理论”，决策者通过给自身建立一种“疯人”形象，有助于增强貌似非理性的威胁信号的可信度，让对方害怕事态失控，从而被迫做出妥协。从这个意义上看，“疯人理论”正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策略，通过加入非理性因素，以增强震慑与威吓的效果。
“疯人理论”看似简单有效，实则有苛刻的条件。其一，运用这一策略的决策者需要掌握超强的胁迫性权力，幷对信号接受方有强大的杀伤力。其二，决策者需要展示令人信服的“疯人”形象，这就要求决策者在日常言行中即呈现这一状态。其三，“疯人理论”要想奏效，不仅需要发出威胁，也需要做出承诺，即胁迫方需要做到信赏必罚，就需要在博弈的前半段扮演“疯人”，而在博弈的后半段恢复“理性”，谨慎促成有利的谈判结果，防止危机升级。⑥
从上述条件来看，这一策略的实践也存在局限性和困境。一是信号困境，即如何让信号接受方既相信信号发出方真的“疯了”，又相信如果自己做出妥协，就会免遭威胁。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因为如果被对方看成虚张声势，威胁信号的可信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让对方认为信号发出方真的“疯了”，即使做出妥协，“疯人”也可能做出不理性的行为，可能促使对方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二是理性困境。“疯人理论”的底层逻辑在于“非理性的理性”，前提条件是威胁信号发出方和接收方皆具有理性。但是，决策者幷非总是完全理性、冷静和可控的。如果对方也是“疯人”，或者遵循非传统的理性框架，例如宗教狂热分子、极端恐怖分子等，“疯人理论”则很难起作用。三是声誉困境。与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权谋不同，当今时代的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进行的幷非单层博弈，而是同时面向国内外的多层博弈；幷非单次博弈，而是多次博弈；幷非同单个国家博弈，而是多国博弈。一国领导人若表现出“疯人”举动，会透支其自身领导声誉，长期看很难赢得国内支持，疏离盟友和伙伴，也会削弱自身影响力。因此，博弈论学者普遍认为，这一策略实际上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幷因为信号传递、可信度和保证等问题，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可能引发误判，增加危机失控和冲突升级的风险。⑦
二、特朗普对外政策中的“疯人理论”
自第一任期以来，特朗普多次表达出效仿尼克松“疯人理论”的意愿，幷认为这一策略有助于强化美国的对外政策。第二任期伊始，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的非理性姿态也引发关于“疯人理论”的争论。
（一）特朗普1.0执政与“疯人理论”的尝试
作为一位反传统、反建制的美国总统，自第一任期起，特朗普公开拥抱“疯人理论”，试图将“不可预测性”打造成他的政治资本。2017年朝核危机中，特朗普对朝鲜发出“火与怒”的核威胁，以及“消灭伊朗”等“极限施压”言论都被广泛视为对“疯人理论”的实践。更不按常理出牌的是，特朗普的“疯人理论”不仅针对“敌人”和“对手”，也波及盟友和伙伴。例如，他曾在2017年与韩国重新谈判自贸协定时，指示官员告诉韩方如果不让步，“这个疯子就会退出谈判”。⑧
实际上，关于特朗普个性脾气和心理特征的研究一直是探究其对外政策逻辑的焦点。2017年2月，35位精神病专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公开信，声称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这表现在他的讲话和行为中，让他“不能安全地履行总统职责”。⑨特朗普的幕僚和白宫工作人员也频频爆料，例如，曾曝光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在《恐惧：特朗普在白宫》（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一书中写道，美国“被一个情绪过度紧张、反复无常、难以预测的领导人的言行所束缚”。⑩美国记者迈克尔·沃尔夫则在《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一书中，对特朗普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智商大加质疑，指出他自信自负，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幷且作为曾经的真人秀明星主持，他也有表演型人格，希望获得媒体关注和世界赞誉。⑪这些内部爆料也在一个侧面给特朗普树立了“非理性”“不稳定”甚至有些“疯狂”的形象。
学界普遍将“不确定性”视作所谓“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的显着特征。一些观点认为特朗普的“疯人”形象给予其推行“疯人理论”的独特优势，而他的交易思维也可以让他在政策上灵活务实，若谈判达到他的预期目标，他也愿意推动政策急转弯。因此，有呼声支持特朗普参选诺贝尔和平奖，认为特朗普对朝鲜的“疯人理论”策略促成了2018年6月美朝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和美朝关系缓和，在推动朝鲜停止核、导试验方面成效显着。
与此同时，滥用“疯人理论”的风险性也引发关注。CNN记者吉姆·修托（Jim Sciutto）在《疯人理论》一书中，通过对特朗普幕僚和政府官员等的广泛采访，指出“特朗普将混乱作为一张牌”，但是四年执政以来，“他制造的问题远远多于解决的问题”，“世界变得比以往更加动荡、暴力和贫困”。⑫例如，特朗普奉行的“疯人理论”策略无力促成朝鲜半岛真正实现无核化，同朝鲜领导人的河内峰会破裂，加剧半岛事态紧张，甚至会将地区推向核冲突的边缘。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呈现出“情绪化”色彩，而非理性计算，其过度依赖单边施压导致威慑的可信度下降，实际效果远低于预期。这些分析表明，美国学者大多对特朗普1.0的“疯人理论”外交政策遗产持审慎或批判态度。
（二）特朗普2.0执政与“疯人理论”的升级
通过1.0执政时对“疯人理论”的尝试，特朗普已经给自己建立了“不可预测”“无所顾忌”等非理性的标签。
在2024年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就曾透露了他在对外政策中继续基于“疯人理论”思维。他在同《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中强调了这一策略，宣称台湾问题无需美军介入,中方很尊重他，幷且知道他“非常疯狂”。⑬他的副总统万斯也认可这一点，曾表示:“正如他的批评者和支持者所说,特朗普是不可预测的。我百分之百确信,不可预测性有利于美国。”⑭有学者指出，他在上任之前就有意展现“疯狂”，正是寄望于“以疯狂增进实力”（strength through madness）。⑮
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后，从其竞选辞令、施政纲领，以及上任后签署的大量行政令和政策言行看，其对外政策2.0可能延用甚至升级“疯人理论”策略，幷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目标极大扩张。在经历2次被弹劾、2次遭暗杀、34项被定罪后，特朗普再次赢得了美国大选，进一步强化他的“复仇者”形象和“救世主”叙事，幷激发了他的自命不凡、战无不胜的自我认知。特朗普的自信心极大膨胀，也会促使扩大其对外战略目标。特朗普上任后旋即宣布“美国黄金时代开启”“美国衰落结束”，幷先后发布包括“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和“美国优先的投资政策”，进一步系统性构建其“美国优先”政策。更有甚者，特朗普援引“天赋命运”“新门罗主义”等扩张叙事，宣扬“扩张疆界，把美国国旗插上新的地平线”，发布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扬言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宣称不排除军事手段夺取巴拿马运河与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甚至“清空”和“接管”加沙，幷建立“中东的里维埃拉”（地中海度假胜地），引发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无视国家主权原则、颠覆国际秩序的担忧。
其二，手段更加极端。特朗普2.0执政后，对盟友、伙伴和对手发出极端威胁，在地缘政治、经贸、移民、全球治理等议题上加大胁迫外交。他要求北约盟友将国防开支增加至GDP的5%，幷威胁从德国等欧洲大陆撤军。他威胁取消和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援助，要挟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以迫使乌方进行停火谈判。他更加肆意地精进关税作为重要的胁迫性武器，发动关税战的理由不再限于经贸问题，还援引移民遣返、打击芬太尼制贩等，不仅针对美国的“对手”，也瞄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幷还威胁对全球加征“对等”关税，呈现无差别打击之势。全球议程上，他不仅再度带领美国“退群废约”，例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机制，还暂停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对外援助，试图减少美国对外承诺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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