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中国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即将开启。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您怎么看待去年以来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有哪些难点和亮点？
韩方明：难点在于国际形势日臻复杂，政治对峙的力度经常超越利益合作的界限，传统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规则被人为打破，政治化过度发酵，新的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准则尚在磨合之中，再加上疫情的现实影响和外国政治操弄，公共外交的线下开展几乎停滞，很多明明通过开展活动就可以廓清误解的领域被迫悬隔，这让现实中与老朋友的交往、新朋友的结识力有未逮。亮点在于中国对疫情防控的相对成功和经济的率先复苏，为我们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带来了底气，也给世界带来新的思考：中国的有关方案是否更有价值？这种思考为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带来了新的拓展机遇和传播方向。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颐指气使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才是对的，这样的傲慢与偏见正逐渐被世界所认清，霸权主义、欺凌主义的市场越来越窄。
中评社：美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关系迎来了新的阶段。您如何看待拜登政府下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韩方明：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合作的道路不应当因为竞争就越来越窄。竞争也应当是一种“合适竞争”，不能搞“超度竞争”。中美之间应当学会妥协，不宜被民粹主义所绑架，应多倾听对方的声音，消解不必要的对抗，逐渐恢复到正常交流的大国间关系范畴。不管是否承认，我们已经身处“修昔底德陷阱”的半中间，是跳出去还是继续往下跳，取决于大家愿不愿意真诚的、虚心的、坦率的交换意见，调整政策。中美关系还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依然期望通过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活动，让美国人民认知到中国逻辑的自洽性、合理性，进而推动双方关系柳暗花明。
中评社：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察哈尔学会在中美关系领域做了不少工作。您认为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公共外交可以如何发挥作用？
韩方明：帮助美国人民更清晰、更准确的了解中国文明，理解中国逻辑，修正中国形象。察哈尔学会近年来多次与美国智库开展交流，一些误解被廓清，一些原则被理解，一些要求被接纳。我们相信，只有开展更多沟通工作，互相妥协，公共外交可以为建立新的两国友好关系做出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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