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回归”需“补课”，也需创新
中评社记者：中央通过完善选举制度，切实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有观点认为，此举让香港迎来了“二次回归”。您如何理解“二次回归”？香港若要完成“二次回归”需经历哪些阶段？
田飞龙：“二次回归”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去年国安法，进行选举法，在“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宪法时刻”，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结构性扩展。1997年香港回归后，很多制度建设的课题被长期搁置，23条立法未成，国民教育无法推行，选举制度改革一波三折，外部势力干预如入无人之境，等等。中央此番拨乱反正，以法治手段弥补既往体系的严重缺陷和漏洞，控制系统性制度风险，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补课”，但也确实具有一定的制度创新与突破的意义，有助于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真正完整和健全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当然，反对派关于“二次回归”可能有不同说法与理解，比如他们会认为香港成了“一国一制”、“香港民主已死”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21年3月30日的封面故事主题就是香港变制，对我有专门采访，但记者文章的最终基调是灰色的，认为英国人钟情和守护的那个美好的“旧时香港”已随风而逝，其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我相信英国人看待香港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当然有殖民纽带的历史记忆，但也有对香港作为英国现代性文明“模范城市”之逆向演变的痛彻肺腑。高级一点理解，这可能是一种“西方文明”衰落之痛，但恰恰是中华文明及其主权秩序在香港的正当表达与塑造，回答了到底什么才是完整的“一国两制”以及五十年之后怎么办的悬案。
“二次回归”，既有补课成分，也有创新成分，因香港必须适应新时代的民族复兴整体框架，以融合发展为主调，以与国家共同开辟全球化新空间为增长方向。这一新的历史进程需经历如下阶段：第一，制度定型期，按照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有关“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规划展开，国安法与选举法只是最关键的两个项目；其二，共识形成期，这需要从制度教育、学校改革、文化更新及国家认同建构等多层面细致入微地展开；其三，融合发展期，即借助大湾区及“一带一路”，促进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及共同的全球化成长；其四，再全球化的定位期，香港作为连接欧美全球化与中式全球化的双向互动平台，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角色，新香港完成历史性的身份建构和自信心恢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