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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南一2006年版社会科教科书中的“二二八”事件⑦ |
中评社╱题：台湾地区教科书与课纲中“二二八”事件之考察 作者：李海燕（广州），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两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丁哲颀（广州），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赴高雄师范大学交换生
课纲和教科书是执政当局向青少年宣扬家国理念和社会价值的重要阵地。民进党再次执政，大力推行新课纲和教科书改革，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文化清扫，引发两岸哗然。“二二八”事件一直被民进党高调炒作为打击国民党、推进本土化、争取民众选票的抓手，其历史究竟如何？本文就台湾教科书中对“二二八”事件之表述变迁进行梳理，以期解读台湾课纲和教科书政策变迁背后推手的政治逻辑及其影响。
近30年来，“二二八”事件一直是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大张旗鼓地炒作族群冲突、“去中国化”的源头，并以受害人的悲情代言人身份来提升其所谓的“转型正义”形象，打压国民党和争取民众选票。2015年，马英九政府主导课纲微调，民进党以“新的高中历史课本中删除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及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所实施的‘白色恐怖’”为藉口挑起社会舆论，并煽动中学生以反新课纲为名走上街头抗议并冲击“教育部”①，将教育领域作为其政党斗争和争取青年和基层民众的主阵地之一。2017年的2月，民进党继续以“二二八”事件加害者打压国民党，并主导“立委”提出“要求各行政单位尽速拆除蒋介石铜像，真正落实历史教育”临时提案②。同时，大陆也开展了“二二八”起义纪念活动。可见，对“二二八”事件的解读和是否进入教科书和课纲已成为在教育领域话语权较量的焦点。还原历史真相，全面评价“二二八”事件及其历史作用已经成为两岸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台湾教科书和课纲中“二二八”事件的态度和具体表述进行内容分析，有助于瞭解国、民两党在教育领域中以“二二八”事件为代表的话语权争夺过程以及对台湾青年历史观的影响。
一、戒严时期统编课本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
（一）背景
“二二八”事件背景复杂，牵涉广泛，随着蒋介石日记和相关档案的解密，层层历史迷雾被逐渐公开，但至今仍未有定论。就当时情况而言，政治上，战后台湾地区内外各方势力争斗，既有国共内战影响，又有日本残留力量、美国因素，还有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接收政府间的矛盾及岛内阶级斗争，加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等，形势极为复杂。二战后在美军见证下陈仪代表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台湾民众额手相庆回归祖国。总体上陈仪的治台政策过于理想、简单、激进，忽视了台湾人民的政治和民生需求，民国政府接收官员对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不瞭解、不信任，少有吸纳本地人进入公营部门。经济上，二战时期日本从台湾抽取大量物力、人力投入战争，战败后日本撤离又拿走大量物资、破坏了大部分厂矿设施，致使经济凋敝、民生物资匮乏、无业游民大增，其中包括许多在台出生的日本人和参加日军战败而回台人员。内战后国民政府又抽调大量物资回大陆支援前线，致使台湾经济雪上加霜。文化生活上，国民政府急于去日本殖民化而对长期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所排斥。种种因素导致台湾社会矛盾激化，台湾人民从光复初期的欢欣鼓舞到失望与不满情绪增加。国民党接收政府许多官员大权独揽、贪污腐化，部分军警素质低下，而内战将驻台部队调走，岛内官、警之管理力量更为不足。
1947年2月27日以台北市的专卖局警员缉烟殴打卖烟妇女、围观民众骚乱导致枪击血案这一偶发事件引发警民冲突，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要求严惩凶手，再遭国民党当局镇压，激起了民众更大愤怒。在多方力量介入下发展为反对国民党专制暴政、争取民主自治的武装暴动。冲突蔓延至全岛大部分地区，包括谢雪红为代表的台湾共产党领导的台中等地武装起义等，“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冲突中各方均有很多伤亡，也波及到无辜民众。国民政府随即增兵21军来台镇压。为维持中美、中日关系、避免伤害台湾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固统治，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开始改变治台政策、宣抚民众，并依蒋介石指示“其参与此次事变有关之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③。在追究事件责任时，竭力回避了日本战败撤台的破坏、美国意图托管插手中国内政以及国民政府及民众的因素，重点归罪于共产党和暴动者，并开展了后续“清乡”行动， 1949年5月19日颁布《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号》，1950年5月宣布“二二八”事件结案，封存史料，陈仪也以通共罪名于当年处决。此后台湾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国民政府严酷镇压左派人士、民主人士，对反对者进行扑杀，其中就有很多“二二八”事件参与者。为免事态扩展影响社会秩序和国民政府统治，“二二八”事件一直是两蒋时期台湾社会的禁忌话题。
（二）戒严期间“二二八”事件长期未在课程标准与教材中体现
台湾在二战结束光复后，教材一直援用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印课本。1949年颁布《推进“国民教育”意见》，规定由政府免费提供教科书，各级学校教材编制及审查工作均由“编译馆”(今“国立编译馆”前身)负责。这种“一纲一本”统编教材制度延续到20世纪末。1948年、1952年、1962年及1968年为中、小学同步修订及公布课程标准和重编教材。1952年颁布《各级学校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开始课程改革，加强以“反共复国”为目标的政治教育、以“三民主义”和“四维八德”的民族精神为内容的道德教育。其中规定：国民学校把“爱国、守法、孝顺、信实、礼节、合作、勤俭、整洁”作为民族精神教育的中心，中等学校以“忠勇、孝顺、仁爱、信义、廉耻、礼节、勤俭、合作”为训导的准则。1962年以来，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大幅度修订课程标准，继续强化政治教育、中国文化教育，以凸显其文化传承正统地位，并加强科学教育以促进经济发展。所有课标和教科书只字未提“二二八事件”，其中历史课本只写到台湾光复。
自1968年推行九年“国民教育”开始，后经1972年、1983年、1985年修订课程标准和教材，依然没有任何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描述。此状况一直延续至1990年。
二、解严后“二二八”事件进入统编教科书和课纲
（一）背景
针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台湾民间在1970年代后半期兴起“党外运动”、1980年代“自由化与本土化”，逐渐出现要求对“二二八”平反的呼声。1986年民进党顺势成立，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7年解严之后开始对“二二八”事件有较为明显的检讨与大规模公开研究，在社会全面反对威权暴政的基础上，要求民主化、多元化、重视乡土文化的社会变革。1989年民间人士捐款在嘉义设立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1990年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学者的研究也日益广泛。1995年，以本省人代表自居的李登辉代表国民党当局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并在“行政院”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并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同年台湾当局将“二二八”定为和平纪念日和公众假日，并对受害人家属发放补偿金，多处建立“二二八”纪念碑。民进党为在选举中打压国民党，一再重提“二二八”事件，将之敷陈为台湾民众反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外来政权”及威权统治的一次民主抗争，刻意夸大省籍冲突与族群矛盾。
（二）过程
1975年《九年一贯制课程纲要》提出后开始修定课程标准，于1993年完成，重点在加强品德教育、生活教育，培育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的国民及乡土教学、本土化的落实。这个阶段依然是“一纲一本”，由“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写符合课程纲要的教材。李登辉开始不断强化教科书中台湾主体性的“台独”内容。自1989年起，中小学教科书从过去的统编制度转变为统编审定制，逐步在小学、国中艺能、活动选修类教科书尝试审定制，允许民间出版社参与。统编教材中，除了增加乡土内容外， “二二八”事件作为民主化的标志性事件也被编入，并逐年增加篇幅。
1、1990年“二二八”事件首进高中历史教科书
1990年，新版高中历史科教科书第三册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其措辞较为简单、客观：惟陈仪担任行政长官期间，因取缔私烟引发冲突，重新阐释致酿成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政府迅即撤换陈仪，改组省政，并宣抚民众。④（P165）
2、1991年版历史教科书
1991年对历史教科书做了修改。其相关描述中增加了对陈仪当时军政措施失当的评价和关于蒋介石命令制止冲突的内容：惟陈仪担任行政长官期间，军政措施失当，适因取缔私烟引发冲突，致引发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颇多伤亡。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严令陈仪负责制止报复；否则以抗命论罪。旋即撤换陈仪，改组省政，并宣抚民众。（P165）
3、1992年版历史教科书
1992年历史教科书的相关描述篇幅大大扩充，增加了背景说明和1990年政府成立“二二八项目小组”研究历史真相、平抚事件创伤的内容：
惟因战时的严重破坏，战后的动乱与经济恐慌，人民失业众多，生活困难，复以陈仪担任行政长官期间，军政措施失当，适因取缔私烟引发冲突，致引发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颇多伤亡。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严令陈仪负责制止报复；否则以抗命论罪。旋即撤换陈仪，改组省政，并宣抚民众。
为了平抚事件带来的创伤，行政院特于1990 年成立“二二八专案小组”，研究事件的真相，对历史作一交代；并建立“二二八”纪念碑，以慰不幸死难者在天之灵。（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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