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中国国家统一模式选择及内在逻辑 作者：陈星（北京），福建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艺桦（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展开，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战略的协调发展是国家统一模式的重要特征。与二战后其他完成统一的国家比较而言，中国的统一属于“内生型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全面重构了国家统一模式的要素结构，从外部环境与两岸互动结构两个层面重新塑造了国家统一模式的基本样貌。两岸统一的核心是发展问题，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发展式统一”。“发展”推动了国家统一量变过程的加速，幷越来越多地赋予国家统一模式实质性内涵。
对中国与二战后完成统一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观照中国自己的国家统一问题。①中国的国家统一在特定的语境下展开，具有自己的个殊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快速推进极大地改变了两岸互动结构。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增，由小规模的人员交流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与合作格局，目前正逐步向深层次社会融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的两岸互动结构根本性改变，开辟出了国家统一模式的理论拓展空间，“发展”对两岸统一模式的重要影响日益凸显，“发展式统一”模式的内涵也逐步清晰。这是一种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统一模式，与二战后其他几个已经完成统一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从基本逻辑与形成理路上都有根本性差异。
一、比较视角下国家统一的“模式”及类型归纳
国家统一模式之“模式”意涵主要指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模式”是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而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其在具体实践中已经解决或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可预见的前景；“模式”来源于解决国家统一具体问题时的经验总结或理论上的逻辑推理，作为方法论，它不是纯粹解决具体个别问题的“办法”，而是对可以解决类似问题“办法”的抽象。②任何一种模式，都是特殊历史情境的产物，受特殊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约束，适用范围有限。特定模式只在特定的时间、地域及环境范围内有效，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模式借鉴必须以具体模式的适用性甄别为前提。因此这里讨论的国家统一模式形成过程首先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其次，特定国家的统一模式只反映其统一过程及其与环境的互动逻辑，能为其他国家统一决策提供方法论启发，但不可简单套用。姑且不说别的国家的统一模式，即使是已经显示比较成功的“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也不太可能与“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等同。③从这个角度说，经验意义上的国家统一模式显然具有不可复制性。
在比较政治中，国家间的比较主要有最相似系统设计（求异）与最不同系统设计（求同）两种方法，多数情况是两者兼用。前者试图比较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政治系统，以控制某些不同点，同时突出其他不同点的方法，力求识别在相似国家之间不同且能解释所观察到的政治结果的关键特点；后者比较那些除了待解释的政治结果和被视为对该结果重要的一两个解释因子之外，没有什么共同特征的国家，旨在识别不同国家的相同特点，以解释特定的结果。④目前学界用来比较二战后国家统一模式的个案有东西德统一、南北越统一、也门统一等。鉴于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因此本文以过程维度入手，从三个国家统一过程的对比（求同）以及与中国国家统一过程对比（求异）两个层次，交叉使用求同与求异两种方法，对中国与三个国家统一模式进行类型学探讨。
冷战体系下大国对这三个国家统一进程的介入是影响国家统一进程的关键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当代国际体系下，国际势力势必会介入分裂国家的统一过程，这是国际体系的本质使然。有学者认为，为了主导统一进程，追求统一的国家必须充分观察和捕捉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幷创设出一种机制尽可能地利用积极的国际介入，最大程度地屏蔽恶意的国际介入。⑤不过，上述国家属于冷战体系下的非核心国家，无论是利用“积极介入”，还是屏蔽“恶意介入”，都必须在冷战体系下展开，核心国家介入是当时政治对抗格局下的“阳谋”，对这些非核心国家来说绝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接受和利用，很难拒绝。对这些国家来说，统一的过程必须迁就于大国博弈格局的变化。尽管有些国家有表面上的自主性，背后却是大国操控的现实。
国内政治力量沿着大国斗争边界建构起来幷根据大国格局变化安排统一进程。有学者在比较了越南、德国、也门等国家之后，以主权统一为原则，归纳出民族分裂国家统一进程的“武力统一”、“吸收统一”、“经济优先一体化统一”等模式，幷对各种模式的异同尤其是差异性进行了比较，颇具启发性。⑥不过从更高的抽象层次看，这些“模式”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大差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在大国干预之下，发动统一的一方形成优势，这种优势既可以是武力上的优势，也可以是经济或者文化上的优势，然后藉助于国内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完成统一。相较之下，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超越国内因素。因此在讨论国家统一问题时，不应过度夸大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经济联系以及情感联系等因素，须与国际形势配合才有可能发挥关键性影响。以经济联系为例。两德统一是经济联系发挥重要影响的典型个案。西德凭藉自身强大的经贸实力，给予东德各项优惠条件，通过两德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克服两德间日益加深的疏离感，使东德分离主义“划界政策”无法得逞。⑦不过如果考虑到德国统一的具体情境，如果没有苏联的崩溃与美国和欧洲的支持，东西德经济联系的加强幷不必然导致国家统一。
机会之窗的出现更是与大国格局变化息息相关。国家统一的机会之窗以不同形式存在。对于武力统一的越南来说，机会之窗在于能否利用国际格局得到足够援助，然后才是谁能打赢内战的问题，胜利者自然能成为主导者，内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统一的完成。德国（也门亦大致类似）的“机会之窗”直接与雅尔塔体系的崩溃有关。西德抓住美苏均不反对统一的机会，迅速启动货币联盟，促使两德经济统一水到渠成，推动了两德统一的快速发展。⑧科尔总理后来回顾说：“我们德国人获得统一的机遇仅仅在四至五个月的时间里。过了这段时间，机会就失去了。”⑨可以看出，所谓抓住“机会之窗”其实就是依据“阻力最小原则”，利用国际情势变化，抓住主要矛盾，快速完成国家统一。
从上述三个维度上来说，中国情况与德国等三个国家大为不同：首先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虽然也面临着外部势力介入的威胁，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战略自主性，随着综合实力快速增长，拒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能力越来越强，大陆牢牢地掌握着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与主动权。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国家统一的安排上具有较强自主性。中国的国家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展开，立基于民族复兴诉求及两岸人民共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幷共享红利与机遇的两岸关系进化模式成为国家统一的坚强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一的“机会之窗”可以自己创造，是否符合中华民族和两岸人民利益以及是否符合民族复兴目标是“机会之窗”认定与选择的基本原则。以上述比较情形而言，受国际格局影响较大幷缺乏相对自主性的国家统一模式可以称为“外源型统一模式”，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以两岸繁荣和共同参与民族复兴大业为基，幷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增强国家统一动力的统一模式可以称为“内生型统一模式”，“发展”是内生型统一模式的重要支点，体现了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独有特征，因此也可以称为“发展式统一”。
二、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基本内涵
中国国家统一事业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两岸密切交流合作的基本情境展开，同时又需要面对中美竞争格局变化及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作为具有战略自主性的大国，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依托现代化进程展开幷协调推进。易言之，与上述三个国家相比，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具有较大自主选择空间，可以从整体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协调推动国家统一进程，幷将国家统一进程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同时，中国也有较大的自主性从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进行路径设计。“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即是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设计出来的统一方案，随后的“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则将两岸繁荣、共同发展的诉求付诸实施，扎扎实实推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案的落实。中国国家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上述三个国家的经验大异其趣，故而其表现形态、路径选择都会呈现出强烈的差异性。中国的国家统一模式是国家统一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以我为主建构国家统一模式。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台湾问题的解决受到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自二战结束时起一直宣称自己在台湾有重大战略利益，而且一直把台湾当作牵制中国的重要棋子。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台湾又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加大了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力度。不过与二战以后其他国家统一模式相比，中国的国家统一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同特征：一是中国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语境下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中国政府在处理两岸事务上保持高度战略自主性，可以随中美关系格局变化调整国家统一政策；二是台湾问题在中美各自的战略利益谱系中具有不对称性。国家统一对中国而言是核心利益，对美国而言台湾的价值则随着中美关系格局变化而发生变化。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自主性，可以在实现国家统一与国家发展战略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推动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⑩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系指根据国家与民族利益制定国家统一路线幷付诸实施的自主性与能力，是战略层面驾驭两岸关系走向的能力。自1949年以来，虽然海峡两岸双方各自对内行使管理权，彼此间一直对立甚至敌对，也都曾经甚至迄今都否定对方，⑪但从法理上说，两岸政治定位简单而清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中国的主权与领土自1949年以后没有分割，也不容分割。对台湾当局和岛内绝大部分政治人物来说，对两岸政治定位的扭曲性认知不过是政治利益算计的外化表达而已。民进党以反国民党起家，长期把“台独”当作“神主牌”，有推动“台独”路线的强烈冲动，2024年赖清德上台之后，“倚美谋独”的态度更加明确；国民党则丧失两岸论述主导权，在泛绿所谓“主体性”论述压力之下对“统一”阵地已形同弃守。此外，台湾当局对美国依赖甚深，两岸政策较少自主性。因此台湾政治人物对国家统一或坚决拒止，或首鼠两端，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自然是波谲云诡，阴晴不定。因此遏制“台独”冒进，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融合发展的势头，持续提升两岸人民福祉，保证两岸关系向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是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的核心内容，也是推动国家统一事业不断推进的重要保证。
增加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岸参与度，以发展为中介桥接两岸社会，不断扩大“两岸间社会”的规模，构筑两岸新联结。这里的“两岸间社会”主要指涉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而形成的两岸联结，幷非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两岸间社会镶嵌于两岸社会，以参与两岸共同发展的形式不断扩大两岸联结的规模，改变了两岸互动的基本结构。从广义上说，自两岸开始交流与合作开始，两岸间社会就一直存在，参与创造幷分享大陆发展红利是其基本诉求。两岸间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存在于两岸政治对立到国家完全统一期间，是两岸和平发展不断深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两岸互动结构由对立转为对立与合作共存格局的体现。祖国大陆在两岸政策上聚焦民生议题，在挫败“台独”分裂活动的同时，将两岸政治对立及所谓“政权之争”转化为一场满足两岸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需求的竞争。⑫随着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加深，两岸间社会加速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必然的趋势，具体表现是台资企业深度参与大陆的产业链重构，两岸社会融合也相应加速。两岸新联结的内容不断充实，结构不断优化，成为政治对立尚未结束情况下推进国家统一工作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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