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这项政策时，看到红酒在二○○八年实施免税后，短暂或有一段时期饮酒量上升，但之后就下跌。其实如果以二○二三年对比二○○八年免红酒税之前，人均饮酒量是一样的，即是说二○○七年的人均饮酒量与二○二三年对比是差不多一样的。
我亦很认同饮酒量受很多因素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制订政策，正正是在不鼓励饮酒和推动贸易之中作出一个平衡。第一，约85%烈酒的酒税并没有改变；第二，所有烈酒仍然有征税，我们只不过对入口价超过200元的烈酒征税率作出调较。而且，我亦看到现时所提及不应该饮酒，饮酒越少越好，以及我们不希望有人因为酒价而饮酒，这些考虑如果放在二○○八年讨论红酒免税时，同样是适用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根本不在于是红酒或烈酒，我们整体来说并不是鼓励人饮酒，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在二○○八年制订免红酒税，以及现时我们只是针对高端烈酒调整酒税，都是充分考虑了在公共健康保障和在贸易方面的推动。
再者，现时真正涉及的一些高端烈酒大约占市场的15%，而过去一些研究显示，受价格影响的行为，对于特别是一些高端消费人士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我们已作综合考虑，我亦很理解医护界对这方面的关心，在制订政策时其实我们已考虑了这方面。
“劏房”方面刚才说过，约30%的现有“劏房”我们相信是不符合规格，即是约30%的不合资格“劏房”、劣质“劏房”会被取缔。同样来说，我们看看现有11万住户的性质如何？大约四成是合资格并正申请公屋；另有20%左右会因时间关系而尚未成为合资格公屋申请人，意思是他们可能因为年期未够。所以，整体来说，可能有大概60%人士是符合申请公屋的。
在过程中，经过立法、宽限期，跟着逐批按实际情况取缔那些不符合“简朴房”标准的“劏房”，意思就是整个需求会变为只有现时需求的四成左右、四成或五成。亦即是说，现有供应是用来符合市场缩减了约一半的需求。所以我们制订政策时，亦一并考虑了市场因为我们制订了“简朴房”的标准而出现的变化，意思就是因为有一大部分现有住户经过这个年期后能够入住公屋，真正需要照顾的人士将会减少。那些是什么人士？第一，超出申请公屋资格的人士，其经济能力比公屋住户优胜很多；第二，可能是一些短期来香港的人士，包括内地的或外地的。我们认为那些人士应以一些已有政策处理。扼要来说，即真正的需求会因为时间令到一部分人士已上楼，从而可能缩少约五至六成。需求变得只是约四成左右，而现有的供应量若不变的话，甚或我们取缔了三成，那便有七成的供应量满足四成的需求。从这个宏观角度来看，数字上是能够做到的。当然，正如我所说，有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实际需要我们处理的一些个案，我们会按着实际情况，会按部就班、有序地分批处理。
记者：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见到这次部分措施政策可能与以往政府的取态有些不同。例如今年《财政预算案》，当时仍表明未必会下调烈酒税，或是中小企“还息不还本”计划，之前的态度是指那是疫情期间的特殊措施。为什么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政策会急转弯？是不是见到经济不好，需要出招救经济、救市呢？第二，特首你很强调改革，但见到似乎未必有一些大刀阔斧的措施或改动，可能都是比较建基于现有的一些计划措施，方向可能由去年提出“八大中心”，今年就跟中央三中全会强调的“三大中心”，整体主轴也是回应中央的方向？会不会可以具体跟市民讲，到底经济转型是转去哪里？改去哪里呢？谢谢。
行政长官：制订政策是要因时制宜，按照实际情况制订。当我们审视环境后，有需要做的，当然我们会做，例如帮助中小企的有八项措施，的确是经过我们听取和收集不同意见。如果政府不听意见，只向一个方向走，我相信也不是一个真真正正帮助社会解决问题的政府。所以当政府听到声音，在判断优次方面可以应付的，也是应该做的，我就会做。我不认为政府在优化或改良某些措施是一个负面的态度，我很感谢同事永远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将现有的情况再优化、再改善。我强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也希望香港每日都好，这是第一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