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性体制的优势并非它消除了统制经济，而是保证了它们只能在比其他类似的统制经济或市场运行结果更有效率时才能生存下去”，而处于中国改革过程的国有银行体系就是这样的一种“统制经济”安排。实际情形极有可能是这样的，在中国特殊的改革背景映衬下，一定是（国有）银行体系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的“比较优势”发挥在先，政府的金融控制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的设置才紧随其后。在改革过程中，政府的金融控制往往不只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控制意愿，而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受制于金融控制成本与控制收益及市场交易成本与金融体系内部组织成本的力量对比。只有在金融市场交易成本变得更为低廉时，银行体系出让部分金融资源配置权利才是合理的。如果由于种种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原因，银行体系一直拥有金融资源配置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我们就没有理由出于其他考虑或者压力（如金融国际化或金融自由化）而放弃“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结构。近些年来针对国有银行体系的商业化或者市场化改革努力，其实严重低估了这一体系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战略作用”。简言之，国有银行体系是一种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战略性金融制度资源。在全球经济中心东移和中国快速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宏大背景之下，如果只纠缠于如何让大型国有银行将不良资产率控制在多少个百分点以下，以及满足金融需求等微观环节，则注定会造成稀缺金融制度资源的严重错配，最终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换一个角度看，那些单方面强调金融市场化好处的观点其实隐含了市场可以免费使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而忽略了让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孩童般”的金融市场来承担配置金融资源的重任，需要面对极高的交易成本。饶有意味的是，在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过程中，金融市场化与金融控制恰好互为条件。从中国经济改革框架的整体制度设计及其演进过程看，有关市场化与国家控制的“分寸拿捏”始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命题。更确切地说，金融市场化需要国家出面掌握进度与节奏，以免久被抑制的银行体系本身的“个人理性”冲动迅速加总为整个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的“集体非理性”结果；而国家的金融控制本身要避免有朝一日最后“失控”，就需要借助金融市场化进程来逐步释放不断积累的金融压力和金融风险。这无疑是一种“金融困局”。由此预示着，理解国家的经济增长责任及其金融安排以及这种安排与居民部门的金融联系是洞彻中国经济增长深层金融机理和金融制度变迁逻辑的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