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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参加全国两会（网络资料图） |
中评社记者：过去，香港部分人士因缺乏正确理解“一国两制”的认知格局导致一些问题，您认为，在“爱国者治港”的新开篇下，这个问题应如何改善？
黄平：改革开放不久，1981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那个时候，中国内地的发展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有很大差距，与周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们的台港澳地区也有很大差距。因为我们并没有“一国两制”实践的先例或者实际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确实是在与英国谈判和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后，一方面相信绝大多数港人是爱国爱港的，因此随着主权回归和治权的回归，香港人是能把香港治理好的，能够使香港繁荣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在基本法中奠定了一国的基础，也为如果出现大的动乱或外部挑战国家如何确保香港的秩序稳定和安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不断加强祖国内地与香港的联系，从刚一回归香港也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国家就及时出手相助就可以看出来。不过，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到现在，短短四十年间，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不但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提高了14亿人的生活水准，也大大地改变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全球层面东西方的比重，现在我们叫“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事实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数就是中国的发展和稳步走向复兴。
但是在过去，既由于并没有先例，也由于当时内地与香港等地的差距较大，我们在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和阐述上，讲得比较多的是两制，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对“一国”强调得相对较少。但回归以来，包括2014年“占中”到2019年“修例”引发的巨大风波和挑战以来，我们看到连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这次“修例”事件，不只是香港出现了街头暴力，出现了最严重的一次对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的繁荣稳定的挑战，而且也是一次公开的对整个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制度的挑战。经过这些事件，也是从这些实践中，我们更加认识到不仅要把“一国”的前提讲清楚，而且更要把它筑牢。
我还记得，在2014年发生“占中”后到香港来与大家交流时，我曾说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12个字并不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而是一个递进的关系：首先，一国是大前提，因此国家的主权、安全、基本制度等是不可挑战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可踩踏和跨越的红线、底线。其次，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在内地和香港实施两种制度，即香港回归以后，一方面主权、治权回归了，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再次，在香港这一制保持不变之下实行“港人治港”，即不再是“英人治港”，小平同志的原话就是，“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而且，“港人治港”也是指由香港本地的中国人行使管理香港的权力。但也“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 最后，是高度自治，正式说法是除国防、外交等由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是，就如邓小平当时就明确说的，“我们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自治’。”
前些年，我们一些人在认知上发生偏差或认识不准确不到位，表现为一国意识不强，爱国者治港意识也不够强，并且，一些人缺乏中央对港有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片面讲高度自治。25年走下来，特别是经过这些年出现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加明确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完整准确地认识和全面践行“一国两制”，包括当初小平同志就明确说过的，“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他说，“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的理解是，即使两制下的香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变，但是参与治理的人必须是爱国爱港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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