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制约中日两国遵守四个纲领性文件和一系列共识在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阻碍元首外交引领作用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发挥。
“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岸田文雄首相，时隔三年实现两国元首的直接互动交流。两国元首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中日双方共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共同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并就中日双方加强节能环保、绿色发展、医疗康养、养老照护等领域合作达成共识。在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时期落实首脑会谈达成的中日双方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共识是推进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前提。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出现，因核污水排海涉及海洋生态学、环境保护学、地质学、核物理、核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涉及同区域国家海洋环境治理方式、和谐共生谋求共同发展理念等多领域协作的问题，应该在践行中日两国元首达成的再‘节能环保、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共同面对这一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而不是基于功利主义与短视思维，未估量核污染水排海的潜在风险、未穷尽核污染水安全处置手段、未完全准确公开核污染水信息、未与日本及周边国家充分沟通就简单行事。这严重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两国元首会见达成共识，同时制约当前中日关系的发展。”王星宇说。
第二，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影响“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的基本进程。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因其自身客观存在的核污染水相关信息不公开、相关核污染水排海政策举措不透明、以及涉及食品安全、海洋污染、放射性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等议题的认知差异，使核污染水排海问题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与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冠肺炎疫情长期阻隔、中美战略博弈深化、俄乌冲突爆发且延展等外部因素同步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王星宇表示，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深受国际形势与战略格局的影响，同时也具有中日两国本身内在影响因素。在中日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台湾问题、历史认识问题、传统安全问题，而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尽管与上述三个制约中日关系的问题属性不同，但其内在属性涉及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安全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海洋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对于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客观存在。这将使影响甚至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增多、领域拓宽，加之因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导致的中国国民对日本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滑，使本就缺乏互信的两国国民乃至政府间的相互认知意愿降低与心理隔阂程度加大，两国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的回旋余地持续缩小，这从中长期来看，无疑不利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基本发展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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