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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
日据台湾当局要求台湾同胞改用日本姓名，1937年起，连续三年硬性规定台湾的新生儿必须取日本名字；1940年2月11日起实施《改姓名条例》。对此，台湾同胞采用多种方式予以抵制，拒不改名换姓者有之，“女改男不改”、“明改暗不改”者有之，用拆字、谐音之法者亦有之。我收集和收藏的日据时期台湾的户籍誊本（影印件）里，有的人家拒不改名换姓；有的人家“女改男不改”，如南投县陈姓某家，女性成员改名为金花子、兰花子等，男性成员则一律不改。在我读过的文章里，则有许多“明改暗不改”的故事。例如，有吕姓人家的家长，用明信片的方式征求台湾各地的吕氏族人的意见，共同将“吕”改为“宫本”；又如，陈姓人家将“陈”改为陈姓的郡望“颍川”，李姓人家将“李姓”改为“岩里”（“原本姓李”之意）。台湾同胞用特殊的方式，保留了同中国姓氏文化（包括“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理念、家族传说等）的联结。
日人据台之初，就对台湾文人学士表现出警犬般的警惕：“持有旧政府（按，指清廷）时代之学位（举人、贡生、秀才等等）者，全岛尚有不少。渠辈费多年努力而获得之学位，在新生台湾（按，指日据时期的台湾）等于一片废纸而成无何价值，故其不平不满，实有难于掩蔽者。彼辈概为地方领导者，具有相当势力，漠然置之不理、洵为不可轻视之一大问题也”。基于此一评估，日据台湾当局最初采用了文化上的笼络政策。然而，其文化政策不断收紧，从文化上的笼络政策逐步改为文化上的管制、限制和扼制政策。1902年，台中栎社“以击钵吟号召，遂令此风靡于全岛”。“击钵吟”创作活动具有竞技性、趣味性和集体性，又可“借为读书识字之楔子”即传授中国文史常识的渠道。“击钵吟”创作推动了台湾文坛的复苏、诗人结社的风气，并吸引了侵台日吏里的汉文学爱好者。1912年，梁启超到台参加栎社的活动，他对台湾“所至有诗社”的情形印象深刻。日据台湾当局限制并进而扼制汉语教学和汉文报刊，但对使用文言、写作旧诗和诗人结社并无严厉的限令或禁令。据台湾学者报告，1902年台湾有诗社6家，1923年增至69家，1943年竟然有226家。台湾诗人在日据台湾时期巧妙地赢得中国旧诗、旧文学在台湾乘隙生存的空间。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在台湾的日据时期，“提倡旧文学”首先就有文化坚守的意义。
（作者汪毅夫系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联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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