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和事实就是研究的目的”
南方周末：这本书出版后，在日本的反应怎样？
村田忠禧：书出以前，我起码每个月去一个地方做一次报告。大学，民间团体都做过。每场人数并不多，三五十人，多的时候有一百人左右。我也让他们直接看书，让他们了解问题的真相。
很多日本人看了我的书也表示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主流媒体不报道，连个书评都没有。今天（11月3日）朝日新闻的记者来了。我问她，你怎么不写书评呢？这本书里有很多新的发现，可以作为一个新闻来做报道的。但是，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很多日本主流媒体，他们都不敢报道，因为这是对日本政府不利的事实。日本大媒体放弃了坚持真理的态度。日本虽然说是言论自由，实际上包括我的观点在内，反对日本政府的意见都不敢介绍。
南方周末：日本历史学界对钓鱼岛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村田忠禧：一般日本的历史学者不说。近代琉球史、中日关系的专家也有一些，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研究成果发表观点，但是他们不敢说。我很有意见，学者要有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但是他们怕政府。在网站上我被网民骂成“卖国贼”，但是我无所谓。
南方周末：你最初从历史角度研究钓鱼岛是什么目的？现在中日关系有三个层面，政治、感情和学术研究，日本的学术研究对政治有什么影响？
村田忠禧：追求真理和事实就是研究的目的，没有其他目的。学术要尽量排除主观性，起码我是努力这么做。中国“文革”时期，我还是东京大学学生，知道的信息很少，当时中国介绍的都是对共产党有利的信息，我们单纯地接受了。那时候我们赞扬“文化大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科学的态度。后来我也觉得这样的态度不行，要用客观和冷静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你很早就开始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怎么观察中国当下的时局，这跟中日关系有何关联？
村田忠禧：我之前的研究包括中共党代会报告词汇的变化。比如说，过去社会主义这个词最多，现在不包含“社会主义”的“社会”比“社会主义”多；过去“生活”这个词是活动的意思，现在的意思变了，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我还分析过《人民日报》里词汇的变化。比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本来共产主义是提倡国际主义的，马克思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毛泽东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所以毛泽东时代提倡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标语，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说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都是提倡的。
不过，“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只提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很少提及。“文革”之后基本上不提国际主义，只提爱国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日报》已经不提国际主义了。所以我认为现在中日关系不好，日方原因当然有，中方的原因也有，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太强调爱国主义不提国际主义了。从《人民日报》的社论，党的政治报告或者是党章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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