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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蒋介石，道不同而相为谋

http://www.CRNTT.com   2012-04-04 11:07:50

因此，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幷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他还说：   　　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必须此基础巩固，然后科学才能发挥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独立自由之现代国家亦才能确实建立起来。（《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参考同日《中央日报》）   　　“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的最高学术建制，胡适身为院长，自然对研究院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做出许多思考。然而，这样的方向和任务，应该以学术自身的逻辑与需要为依据。蒋介石的讲话却要求以“复兴民族文化”作为研究院的任务，还指定学术研究必须得配合“反共抗俄”的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适当然非驳不可。   　　不过，胡适的回应，固然针锋相对，却又曲折委婉。蒋介石希望“恢复幷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胡适则说：   　　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蒋介石）“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蒋介石认为大陆“清算”胡适，是“摧毁”中国“伦常道德之一例”；胡适的认识，却完全两样：   　　他们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陆上，在中国青年的思想上，脑袋里，留下了许多“毒素”……   　　因为我这几十年来对学生讲：我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教年青人有一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人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汉……现在清算胡适，常常提到这几句话，认为胡适一生做的学问，都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来到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念兹在兹的是“反攻大陆”。他要证成打倒的对象是如何“倒行逆施”，所谓摧毁中国传统的“伦常道德”，毁灭中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这就是他惯用的论证措辞。相形之下，胡适却是20世纪中国“反传统”的急先锋之一。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传统里蕴含着值得珍视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类文化所可共享同润的，非中国所独有。   　　因此，当蒋介石强调“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的时候，照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思路，就得追问：所谓的“伦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么？套用胡适的话，如果不能拿出证据来，反而被蒋介石强调的“伦理道德”牵着鼻子走，还要用以作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实在不是“好汉”。“中央研究院”当然没有肩起“复兴”那不可证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务的必要。可以说，对于什么是中国传统这个问题，蒋介石与胡适当天的交锋，正具体显现了两种极端不同思路的争战。   　　当然，对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蒋介石与胡适的认知，表面上即使不能说是南辕北辙，实质上还是道分两途。蒋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学术研究”能够配合“反共抗俄使命”，胡适响应强调的却是真正的学术，“在反共救国复国上，的的确确可以有帮助”。   　　胡适举了法国的巴士德为例子，说“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蚕种、酿酒的改良，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种上有很大贡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闻，则是他举的第二个例子。所以，胡适认为：“我们的任务，还是应该走学术的路……”言下之意，要怎么样走“学术的路”，其实是学术界自己的事，与政治领域最高领导者无关；在学术的世界里，蒋介石不会也是“一言九鼎”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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