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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09-04-10 08:23:09

而在中国，从清末立宪，到国民党，到共产党，它的人员组成是每况愈下，越来越趋向边缘，到共产党革命，其成员全部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所以，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外在的革命。俄罗斯的革命跟中国的革命有点类似。其实那些人是完全被主流排斥在外的，甚至与社会具有深仇大恨的人群，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要进行一场颠覆这个社会的运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革命何以会变得那么无法无天，变得那么残忍。我自己小时候听老人讲过土改时候的故事，随手拿一个东西就把人杀了，拿起各种农具就可以杀人。那些老人都讲过这些故事，现在记得那些故事的人都死了。  　　从革命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建政之初，就制定《婚姻法》和《土地法》。因为，这两者实际上都是从根本上颠覆原有社会结构的。为什么要定着两个法律？共产党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颠覆性的力量。  　　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困境，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革命党的统治下，革命的基本的结构没有变化，虽然我们经过了30年的变革、有人说进入了后集权主义时代，但是它还有极权主义的框架。有人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从逻辑上来分析，这种转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它面临着一个内在的困境。你做这个研究的过程就能够显示这一点，这个档案就不可能公开这些东西，任何一个还原历史事实的过程，都是对它的正当性的颠覆的过程。  　　张曙光：  　　他们讲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环境有关系，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走到这样的程度，同中国的文化和革命家个人的性格是不是也有某种关系在里面？  　　卢跃刚：  　　中国现在面临的价值问题基本上是前现代问题。一个人屁股在前现代，脑袋在后现代，一个拉长的变形人。这是中国问题的基本情景。我们现在改革所塑造的价值体系，自由、民主、宪政实际上就是一百年前、甚至是两百多年前的问题，无论认还是不认，基本问题是前现代问题。屁股在前现代，脑袋在后现代，它包含着某种快速的知识演变、经济形态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我们现在面临问题的悖论关系。《“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就是这个变形人的范本。关于“鞍钢宪法”发生的真实情景和背景，历史学家高华有精到的分析。还有一个分析角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三结合”，其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吗？如果你认这个等级制度是合理的，后某某主义就成立了。如果不合理，那是什么主义？谈未来，谈现状，把前面的历史问题先抹掉？  　　刚才王海光教授提到要注意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背景和西方列强侵略的背景。中国革命的路径还是很清楚的：对苏俄，从一个支部到“一边倒”的选择。大的模式而言，思想、制度形态，基本理论，政权构架，组织方法，党的文化几乎是完全一样，“合作化”也是学苏联，只不过对待富农和地主方法不太一样，残忍程度，我觉得中国超过苏联。杀人总量和具体形式都超过。中国革命斗地主杀人的方式主要是“虐杀”，包括自杀。“虐杀”和“自杀”是中国革命强制性处理社会和党内政治关系的两个重要关键词。还有“株连”也是关键词。这个关系我觉得是应该好好研究的，案例很多。  　　从思想脉络来讲，前马——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加上后马——作为社会改造行动的马克思，再加上列宁、斯大林，然后到毛泽东。从暴力革命而言，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是基本的行为方式、行动的理论，我认为从《共产党宣言》就奠定了。  　　我特别关心的是共产革命思潮政权化以后，作为思潮存在和作为政权存在的天壤之别。作为一个理论学说质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把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人类的一种文明制度形态作为一种反动彻底摧毁掉是两个概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现在的西方文明，都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保障下形成的，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否则弄得我们很无知，很无奈的样子。马克思，无论是他在大英图书馆的写作过程，还是后来能够积极地推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的合理性——意义与价值在于，他的学说是一个保障言论自由的民主制度下形成的学说。当这种学说变成了一种社会改造的行动，幷且取得了政权，把一个抽象的理念，变成了一整套功利性的维护权力的制度安排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里面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我们不能说这种理论有合理性，就说这种理论支持下的行动就一定是合理的。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有关系，但是有分离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思潮到夺取政权，更像是一个异化过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八十年代初期讨论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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