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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中：我为何力抗错误中国论述？

http://www.CRNTT.com   2010-02-24 00:32:53

两岸经济实力差距大，应考虑“特殊关系”的特殊待遇。   　　李登辉将“一个中国”虚化的解释，官方文件始于1994年的《说明书》，但是酝酿的时间则起于1993年。当时国民党的智囊们，以“郑中桦”为笔名，从1993年11月6、8、15日起连续在中央日报刊第二版登专文指出：“两岸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也是指民国38年（即1949年）以前及未来统一后的中国。而38年以后的两岸存在着两个不同名称的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双方各自统治不同的地区和人民……，彼此各自为政，没有隶属关系”。这表明了“一个中国”只是过去式与未来式，而非现在式。现在的“一个中国”只是历史、地理、文化、血缘上的中国。 　　1994年1月政治大学出版的《中国大陆问题研究》，特别以《论台海两岸的关系》为篇名列出其三篇文章。在文章前特别序称“有感于郑先生文章的观点充分反映了‘中华民国’的立场，有助于本刊读者对大陆政策的瞭解”（第37卷第1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是政府主其事者的思想定调工作。 　　从上述事实可以清楚瞭解，1999年的“特殊国与国”并不是李登辉的神来之笔，也不仅是如一般外只所言始于有蔡英文参与，1999年5月由“国安局”完成的“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地位”报告。溯其源头，是自1993年推动进入联合国、化名“郑中桦”的文章诠释、1994年《说明书》等一连串的认知与立场投射。 　　已经有了这样的论述，执行“国统纲领”的海基会还没有察觉到国民党的路线已经改变。一直到许惠佑1998年接掌海基会，代表黄昆辉的最后胜利，李登辉的布局终于完全到位。“特殊国与国”随时可以提出来，选择1999年的7月9日出牌，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多一个附加价值，即不要让汪道涵先生来访，迫使两岸关系走入胡同。 　　而我自己怎么选择呢？《说明书》对“一个中国”关键文字的政治目的性诠释，让我瞭解，国民党的立场已经转变。我开始重新思考我能够为两岸关系做些什么，1995年我选择离开了长达15年的公务员生涯，协助星云大师创办南华大学。同时，我决定把理念用文字写出来，准备与被错误诠释的一个中国论述进行长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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