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

胡适、殷海光的一场论争

http://www.CRNTT.com   2010-08-15 09:33:01

真的勇士 　　从1957年8月到1958年2月，《自由中国》共计提出15个问题作为“今日的问题”。殷海光执笔的文字除了“代绪论”之外还有多篇。《我们的教育》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导致台湾的教育“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 　　殷海光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很尖锐，曾引起不小波澜。但他所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则是所谓“反攻大陆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作为一切问题的关键提了出来。这在当时的台湾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为国民党官方言必称“反攻大陆”，蒋介石甚至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常挂嘴边。所谓“反攻”其实是国民党合法性基础的“护身符”，这个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但殷海光偏偏摸了，他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文章发表后，在台湾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但国民党不干了，官方给《自由中国》戴上提倡“反攻无望论”的大帽子，认为这样的言论，影响民心士气，要对《自由中国》予以停刊处分，必要时还可抓人；进而说，这篇文章符合国际阴谋，“是朱毛共匪所热烈欢迎的”。其他报纸的反应也几乎是一边倒，《联合报》、《自立晚报》等报纸分别撰文围攻殷海光。针对国民党官方的诋毁，殷海光又另着一文，予以辩驳。 　　《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渐行渐远以致针尖对麦芒自然不能见容于国民党。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发，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对殷海光个人而言他不仅丧失了一个公开评论时政、正面推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平台，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案发当天，他和《自由中国》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样，各自被完全隔离在家中，如同困在一个个小小的孤岛，不能互通消息，殷海光自己也做好了随时被捕的准备。他没有一起被捕，多少也算“侥幸”。聂华苓听说雷震被捕，第一反应就是问殷海光是否也给抓走，她在回忆当时的恐怖情景时说：“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事实上，据后来解密的“国防部”档案，当时“雨田专案小组”(即雷震专案小组，“雨田”即“雷”)曾设计了两种方案，在《雨田专案起诉书假作业构想之说明》(甲)中，即指明雷震与殷海光同为打击对象。聂华苓的担心并非多余。 　　“雷震案”后不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还设计了一个阴毒的陷阱，预先编制了一个“除三害”(即蒋介石、陈诚、蒋经国)计划，买通一个人接近殷海光，利用他对当局的痛恨，引诱其下水，待取得证据后，再以“共同谋害国家元首罪”逮捕殷海光。幸亏胡学古识破其中的阴谋，殷海光才得以解脱。胡学古却成了“替罪羊”，被判监7年。 　　面对专制统治的暴力恐怖，殷海光把人身危险置之度外。从10月1日到16日，他接连在《民主潮》等杂志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和《雷震并没有倒——给李万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等文，对国民党逮捕雷震等人进行抗争，肯定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价值。他这样写道：“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屋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一群人处在同一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的身体，正像一些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借《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在整个雷震案前后，殷海光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是十分令人钦佩的，章清称“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可谓一语中的。追踪殷海光一生奋斗的历程，不论是求学、从军，还是供职、教书期间，这种人格动力始终显现。那么，是什么使殷海光具备了这种人格上的力量呢？他的学生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中的回忆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答：“是由于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纯真的道德热情(moral passion)。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相互之融合而导致的殷先生纯真的道德热情……，使他不能不为自由民主而呼吁。”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并认为道出其“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林毓生认为，殷海光先生“那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给了自由主义一个道德力量。殷先生多年为自由的维护和奋斗终于为自由主义赋予了道德尊严”。这实是对殷海光人格和行为意义的最扼要公正的评价。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