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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殷海光的一场论争

http://www.CRNTT.com   2010-08-15 09:33:01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雷震案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殷海光的控制，我们可以以一事为例。据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回忆：大约在1964年，他回到台大，“有一次，中国文化大学邀请我去作两次讲演，讲美国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第一次讲演中，殷先生来了。我讲完之后，殷第一个发言，问题好像是讲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其真正的立国精神何在。他说先说说他自己的观感，他说完之后我也再说了一些。此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快件，说我的第二次演讲因某种原因被取消了。后来才知道，殷已无公开发言的机会，即当局对他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大到只要他一公开露面，有接触群众的可能性的时候，就马上予以阻止”。 　　事实上，在雷震案之后，刚过四十的殷海光真的似乎是“不惑”了，历尽沧桑的他对于现实政治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激情。在介入政治的通道堵塞以后，他重新回到了学术。在研究之余，他将希望寄之于青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引导大家打定基础，做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他引以为自豪的是：“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 　　殷海光曾说过一段很“狂”的话：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平心而论，他的这番话其实是他60年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殷海光努力精进的结果就是1966年1月《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出版。关于这部书的主题和内在基本结构原则，殷海光有清楚的表述：“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以这一论列做基础，我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中国文化的展望》乃是他自己对他50年代就横亘于胸的、他认为有着根本重要性问题的回答。 　　但就是这样潜心著述、“形同隐居”的生活也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当局。作为《自由中国》“首席余孽”的殷海光已经失去了在校园公开演讲的自由，外出活动也常常有“尾巴”紧随。1966年7月，甫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也被列入禁书之列。这还不算，到了8月份，他在台大的教职也保不住了。在随后的三年中，殷海光陷入了贫病交加、孤立无援的苦难之中。按韦政通的说法，殷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年，“面临了与斯宾诺莎被教会除名相似的处境”，多年的老友不敢来探望他，有的甚至面对面碰上了都不肯相认。在如此的困厄之中，殷海光仍不失英雄暮年、壮心不已的斗志。在给徐传礼的信中，他就谈到：“自由之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太阳被乌云遮蔽的时代，我之身受，正是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也许还得再付出哩!” 　　在万般无奈之下，殷海光想到了去美国教书谋生。几经周折，哈佛大学终于在1967年5月决定聘请殷海光到哈佛大学，与史华慈教授一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殷海光太天真了，国民党当局岂能让他出去！一直到殷海光去世，当局也没有让他走。不过，哈佛方面寄来的在殷海光滞台期间的研究经费倒是帮他缓解了生活上的困难。 　　1969年9月16日，被病魔折磨了两年有余的殷海光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这天离他50岁生日还有整整3个月。临终前，殷海光的遗言是：“我死的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谈火生) 　　 　　来源：《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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