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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模假式的“增长正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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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清华教授汪辉:调处资本与劳动矛盾非国家莫属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09月13日08:17 本报记者 汪洋 北京报道 很多事情,看起来不相关,其实是相关的。 当一家名为富士康的代工企业遭遇史无前例的劳工悲情开始北上内迁之时,远在太平洋的彼岸,奥巴马签署了一部名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金融法案。 富士康传出大举内迁消息后,郭台铭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座上宾。消息说,为了让富士康落户,武汉政府为东湖高新区投资28亿元,并进行了配套建设,甚至将高新区附近的轩盛.湾郡别墅项目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富士康。 而那部号称史上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既没有限制“金融创新”,也没有兴趣监管美国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自由随意、条款含混、杠杆高企、场外交易的各类金融衍生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而美国金融机构则可以通过跨国投机再度将风险传递给整个世界。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这些不相关的事情不过再次显示,资本,作为试图重新主宰世界的力量,已经重新出发,尽情放纵。 这让增长的道义再次浮出水面:我们仍然要追问,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谁能主持立场,谁能维持道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辉对本报表示,国家重建中立立场,调处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已经正当时。 市场和国家:逐利的限度 在美国政商界,反对政府干预的声音依旧响亮。 《多德-弗兰克法案》未获通过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博纳就公开质疑法案监管力度,声称用这项法案防范金融危机就像“动用核武器杀蚂蚁”。 法案甫一通过,金融界专业人士就开始杯葛政府监管的效力。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自己的博客里写到:《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了一些政府部门相当多的额外决定权;而事实上,当危机酝酿时,美联储等监管机构,本可以及时动用手中的权力阻止危机的深化 加里.贝克尔的质疑并不新鲜。2005年5月,美国市场上金融衍生品早已泛滥,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坚持认为,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到了2008年,格林斯潘却只能痛心疾首地表示,美联储没有及早掌握次贷市场的真实情况。 其实,华尔街本轮金融危机,正是过去十年里,新自由主义逐渐掌控政府经济政策,过度放纵资本逐利性的结果。美国著名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解释到,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其第一特点就是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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