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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象之争：超级城市时代怎样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1-05-02 08:25:11

奈保尔总是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印度之行的所见所闻，其描述有着小说家特有的细致和生动，只需寥寥数笔，他所交往的印度各色人物的形象和个性即跃然纸上，通常这是些滑稽可笑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更多印象也是这些奈保尔所交往的芸芸众生，对于这些人，奈保尔同样毫不留情，充满讥讽和冷嘲。拉贾斯坦的村民很英俊，很自信，可是“他们所知有限。他们是模范村，所以考虑的也是自己。他们所需的东西很少，除了食物与生存之外，没有更多的雄心大志。”对于这个村落的一个女村民，奈保尔这样写道：“她从她的小砖房里拽出绳床给我们坐，而她的态度却有些傲慢。这是有原因的，她很幸福，她觉得自己很有福气。她有三个儿子，这让她功成名就。”而对于一个年轻的“小名流”，奈保尔的厌恶之情更是毫不掩饰，在谈到某所受到好评的学院时，“‘小名流’以出人意料的愤怒之情说：‘那是个可恶的地方，到处都是到那儿纵情声色的美国女人。’名流的脸上和体形上都有种发面般的质地，暗示此人隐匿的性兴奋。他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堕落的资本家’，喜欢‘肉体慰藉’。”如果是帕斯这样谈论印度，他一定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可是奈保尔自身的印度血统保证了他的抨击不被扭曲和意识形态化。是啊，这是自己人对自己人不争气的无奈和愤怒，虽然奈保尔是游客的身份，可是他身上流淌着的印度之血，使他自然获得更为复杂的理性和情感，如此尖俏的讽刺才自动转向沉郁乃至悲怆的分析和描述，那愤怒讽刺终究掩盖不了对于故国的深沉眷恋。 　　可是相较而言，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于印度的爱则理性很多，也许也更为纯正。这和森自幼在印度长大有关吗？或许是。森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动机之一，就是帮助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这说来简单却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问题，除了森潜心研究的经济学，势必还要涉及到印度的历史、政治、宗教、哲学乃至文学。《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正是森除了纯粹的经济论文之外有关印度的文化论集。这本书专业性不强，可是仍然鲜明保留着森一贯的文雅和雄辩的文风。和帕斯和奈保尔文学化的叙述不同，森的文章是典型的论文，充满理性、优雅的分析，他对于印度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是帕斯、奈保尔这样外来的观察者无法比拟的。因为没有文学化的描述，森对于印度的态度相对隐藏较深，既不是帕斯的那种外露的赞赏，也不像奈保尔那样不加掩饰的厌恶。森对于印度的爱流淌在他的字里行间，流淌在他对印度历史和现状入木三分的透彻剖析中，既充分肯定印度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又不讳言它的封闭和落后。森对于印度的爱是低调而深沉的，分析性的论文语言下时刻让人感受到一颗温情的学者之心。森毕生研究集中在两大课题：贫穷和民主。《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标题论文，可以看作是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有关印度部分的延展。它着重强调的是民主制度和公众争鸣的联系，具体说就是，它想证明“当独立的印度成为非西方世界第一个断然选择民主政体的国家之时，它不仅采用了它从欧美学来的法理经验，而且利用了自己的公众讲道理和惯于争鸣离经叛道之见的传统。” 　　为了厘清印度的“惯于争鸣”的传统，森主要论述了印度历史上的四大伟人——阿育王、阿克巴、泰戈尔和甘地。阿育王（公元前272年－前242年在位）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曾经建立起古代印度最大的帝国。阿克巴（1556年－1605年在位）是莫卧儿王朝第三代君主，是印度六百余年穆斯林统治者中最杰出者。并不让人意外的是，这两位印度历史上的伟人对于异己的宗教势力都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阿育王矢志确保公众议事能够在没有敌意和暴力的情况下举行，“在所有场合，在每一方面，均应尊重其他教派”。阿克巴则在16世纪晚期为公众对话安排会议，广泛涉及不同宗教信仰成员，包括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耆那教徒、犹太教徒乃至无神论者。阿克巴自己的政治决定也反映了他对多元文化的承诺，比如他坚持以非穆斯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充实自己的宫廷，让他们与穆斯林一道工作。这两位君主开创的印度文化中对于不同意见的宽容传统，也反映在一系列印度的文学戏剧作品中，比如在首陀罗伽的《小泥车》和《指环印》，伽梨陀娑的《云使》，以及印度历史上一众著名诗人作品中，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宽容是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对于这一传统的梳理，对于森来说，目的在于证明当代印度世俗主义在独立后对于民主政体的选择，其实来自于印度历史上多元文化的传统。也因此，至少在森那里，印度稍显杂乱的历史和现状，印度五花八门的宗教和世俗政体达至某种平衡。 　　对于甘地这位20世纪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印度人，三本书都花不少篇幅加以评述。的确，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如此有名和独特，而他所具备的将宗教和政治、苦行主义与实用主义等相互对立的特质巧妙融合的过人能力，必然使他成为20世纪特立独行的伟人之一，要观察印度——甚至是观察印度的历史和现状，没有再比甘地更合适的标本了。奈保尔对于甘地的评述一如既往地以生动的细节娓娓道来，他所依据的蓝本则是《甘地自传》，在细致的叙述中在穿插奈保尔自己带有怀疑和苛刻色彩的议论。在三本书中只有奈保尔这本对甘地生平给予了细致的介绍，显然他所依据的理论支持是一般传记作家所信奉的——对一个人了解越多，对他的思想也就可能理解得越深。那种一贯的苛刻语调，也不可避免地沾染在奈保尔自己的形象上——他从来不是那种让读者觉得亲切的作家，可是这种苛刻确实给奈保尔的观察带来某种充满自相矛盾的结论，通常这矛盾和深度密切相关。对于甘地，奈保尔的观察就带有这种交织着怀疑色彩的肯定，或者也可以说是交织着钦佩的怀疑：“‘古代情感’、‘怀旧记忆’：当这些东西被甘地唤醒是，印度便走向自由。但由此创造出来的印度必将停滞。甘地把印度带出一种“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另一个黑暗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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