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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周作人：周作人的国事与家事

http://www.CRNTT.com   2012-07-08 10:08:05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并不是说还是出吴三桂好” 　　人物周刊：但是周作人确曾在电台里代表伪政府广播，访日时还去慰问日本伤兵、进出神社。 　　止庵：其中“进出神社”一点，只是1941年4月15日发行的《庸报》报道的日方为周作人一行安排的前一天的“行程”之一。但据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当日“计划没有实现”，周氏一行未去靖国神社。(按：因为火车误点未能成行，偶然或必然?)周作人4月16日参拜过汤堂，即孔庙。关于周作人在伪教育督办任内的一系列职务行为——包括出席或召开会议、参加招宴、率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代表团赴日、前往外地视察、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访问伪满洲国、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举办培训班、参加新民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并任副总监等，我在《周作人传》中已经说过，“责任均应由职务人承担”。 　　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我认为主要是两条：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传统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他认为这两条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事功，为了那个结果，道义是可以牺牲的，手段可以是无所谓的?这确实是近代以来的思维方式。 　　止庵：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说：道义要落实于事功，事功体现道义，但事功不能取代道义。我们得把这主张放到那个时代里去看，他是有针对性的。1933年他写《颜氏学记》，从颜元“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得到启发，提出：“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他说：“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 　　周作人谈到文天祥的死：“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他对古希腊斯巴达首领勒阿尼达思率三百将士守温泉峡，最后全部战死的事迹是很推崇的。他反对的其实是以气节逃避责任的人。庚子事变后期李秉衡受命率军抗击八国联军，当时主战主和两派都寄望于他，可这主帅刚到战场，也就是北京通县张家湾，就自杀了，写下遗书说“天下事从此不问罪臣”，结果全军不战自溃。我说：这是以最负责任的方式，造成最不负责任的结果;满足的是一己的道德完善;国家，百姓，职责，和自己所被寄予的期望，都可以成为代价。 　　周作人对于“气节”的认识，跟他反对“三纲”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君与臣的关系，则是援夫为妻纲的例而来”，妻子须为丈夫殉节，所以臣民要为君王殒命。在他绍兴的周氏家族里，太平天国时期忠臣节妇都出过。“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 　　周作人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也在这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其间有6年时间，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入侵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一点不做准备。“九一八”事变后，他对记者说：“咒骂别国的欺侮，盼望别国的帮助，都靠不住，还只有自己悔悟，自己振作，改革政治，兴学，征兵;十年之后可以一战，但是大家阿Q式的脾气如不能改，则这些老生常谈也无所用，只好永远咒骂盼望而已。”他对中国的现实是绝望的。 　　人物周刊：于是他释褐，去追求他理念中的“事功”。 　　止庵：周作人的“道义之事功化”，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初读佛经的感悟。比如他读了《投身饲饿虎经》，被其中“美而伟大的精神”所感，认为大禹和墨子是有这种精神的。他说中国古代圣贤喜欢讲尧舜，讲得多半玄远，他说还不如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 　　1938年底，周作人与住在上海的沈尹默唱和，我觉得各有一首诗很值得重视。周作人的诗是：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 　　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沈尹默读之“怏然”，回寄一诗： 　　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 　　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 　　周作人说沈“指点得很不错”，但自己“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周作人的诗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切，是入世的;而沈尹默则认为所发生的一切和你没有关系，不必管它。说句老实话，我能够理解周作人，但更倾向于沈尹默。 　　不过根据木山英雄披露的史料，当年劝诱周作人出马的日本人都很意外，桥川时雄事先预估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并说，“若是我的话不会出马的。”在日方的估计里，周作人“恐怕不会放弃高蹈的文人生活而进庸俗絮烦的官场”;如果他坚辞，他们也没打算勉为其难。但没想到，他答应了。对此谷崎润一郎也曾写文章表示不同意见。但周作人考虑过了，决定了，就不再改主意了。 　　有一次跟一位朋友对谈，有记者问：如果1937年你们留在沦陷的北平，会不会做汉奸?朋友开玩笑说他会。我说我不会，我有个榜样，就是废名，当时他去湖北老家山区去当小学教员，等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顺便说一句，废名对周作人一直很尊敬，在抗战胜利后公开着文说：“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有火一般的愤恨，他愤恨别人不爱国，不过外面饰之以理智的冷静罢了。……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不过，他看到周作人在督办任上翻修了八道湾的房子，也曾流露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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