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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周作人：周作人的国事与家事

http://www.CRNTT.com   2012-07-08 10:08:05

周作人的是与非 　　人物周刊：今天反观周作人的某些思想，会生出些不满足——如果他再追问下去、思考再进一层，也许就不会那么“苦”了;反观他的作品，跟《战争与和平》，跟《日瓦戈医生》相比，也总觉得缺点“感动”——这缺憾恐怕也是由思想而来的吧? 　　止庵：周作人在《我的杂学》里基本上勾勒了自己的形象：爱智者，拥有各种学问、知识，对中国文化有深厚修养和独特认识，对古希腊和日本文化有浓厚兴趣和较深了解。苏雪林第一个称他为思想家，我觉得在中国思想界的语境下这是成立的。鲁迅和周作人都是有思想的文人，不过倾向稍有差异罢了。 　　但如果跟西方哲学家相比，必须承认他们对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兴趣，甚至连思辨的思维都不完全具备。他们的思想并不特别深刻，他们更关注的是有关历史、现实、人的生存的常识——这倒是与中国传统比较一致。先秦思想里，讲的都是生存哲学或智慧，没有一家想过本体论/存在论的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周氏兄弟以及胡适等才有那么大的影响，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恐怕就没那么受关注了——在中国的任何时代恐怕都是这样。 　　人物周刊：周作人的思想照进今天的现实，有什么意义? 　　止庵：他的思想中仍有很多极具价值、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的东西。 　　第一，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从1906年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就确立下来的。他早年追随鲁迅，可以说两个人吸收的营养差不多，但对严复的《天演论》，他跟鲁迅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也许是他们区别的起始之点——鲁迅1898年读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很激动，但周作人不同，他那时读佛经，也读了雨果不少作品，参照《悲惨世界》、《死囚末日记》写了小说《孤儿记》，他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向的那个结果，提出特别关注竞争中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命运深表同情。他后来对女性和儿童问题的关注，也是从这里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今天仍为大家所信奉。但是一个社会过于倾向强势一方，不加任何节制，恐怕不妙。相比之下，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会兼顾社会的平衡;西方对富人的高税收政策，也是抑富济贫的意思。 　　第二，对群众的怀疑。他所质疑的“群众”是什么人呢?“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他说：“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人生观，虽然随时可以转换……”，又说这两个阶级“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他对打着群众旗号的一切主义和运动都有所怀疑：“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他还提出：“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 　　第三，关于宽容与自由。周作人主张要允许少数人说话，他一生都反对思想专制。1922年，他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统一局》，描写某地一切均须统一，有姓名统一局、行坐统一局、饮食统一局等等，各司其职。有一天饮食统一局颁布命令：“目下收入充足，人民军等应该加餐”，“不得折减，违者依例治罪。”他的深意在于：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纳入某一秩序从而丧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内的所有自由。他尤其反对“以思想杀人”。 　　这些思想放到今天，我觉得还是颠扑不破的。但看起来，“教训”依然“无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又生出更大的荒谬和危险。遇到过一位小我十来岁的作家，他说，拆迁就该像现在这么办，没钱的人就该搬到城外去——这番话讲得理直气壮，我很诧异。我们祖祖辈辈讲到今天，讲的不就是“把别人当人，别人也把我当人”的理吗?不就是社会要稍微公平一点吗?这是简单的常识，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它确实是一个新思想。问题是，他们当年讲的这些对于21世纪的中国仿佛还是新道理，这就令人悲哀了。（全文完） 　　2012年07月05日08:5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李宗陶  　　（止庵，原名王进文，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做过医生、记者等。出版有《樗下随笔》、《如面谈》、《俯仰集》、《樗下读庄》等著作，并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译丛》、《废名文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周作人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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