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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益耀：中国崛起成就大 能否复制且存疑

http://www.CRNTT.com   2012-11-30 00:12:51

这方面可说的话很多。我在拙作《中国模式中的农业现代化–附答“谁来养活中国”》（英文原着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英国本部1995年出版，2002年再版；上引书名出自中文译本，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春出版）一书中曾指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如何从1950年代初期粮食生产仅足以糊口的困局，不断透过大规模（无偿或近乎无偿）（或曰奴隶式）的动员,让农民冒着隆冬严寒，牺牲农闲季节，战天斗地，开展农田排灌工程，确保旱涝保收，高产增产；以至于改革开放前夕，在全国人口倍增、耕地面积不断缩小情况下，全国人民果腹有余，粮食自足率高达95%左右。而且几十年来还能同时不断创造“农业剩余”，促进国家工业化；致令毛泽东时代正式结束时，工业部门所占GDP比重，已接近一半，彻底改变了秦汉大一统以还“以农立国”的国民经济格局；并为邓小平时代开展改革开放奠定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基础。最后这一点我在拙作《不可忘记毛泽东：一位香港经济学家的另类看法》（牛津大学出版社设于香港的中国分社2010年出版）中也已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此处从略。 　　　　　　　　政治经济互动流程 　　无论如何，对比往日历史，或非洲大陆和某些南亚国家而言，今日中国大陆十三多亿人口，在共产党治下基本上都已“温饱无虞”；仅此一点，已不愧为“旷世功德”也（仅希望读者勿单引此语，视为“洗脑”用词）。实际上许多国内外论者都对当今中国的此一成就习以为常，不但视若无睹，反而专攻政治议题，对北京政权多有非议；并力催全面自由化，民主自由普选等一步到位。这也不可厚非，因为经济生活水准不断提升，必然引发经济学者所说的“预期升级”（rising expectations）效应。然而，任何较为客观持平的看法，都应该认同过去三十年来，虽然还不见有较为制度化和较大范畴的政治改革，但国人在许多不同领域所享有的自由幅度到底远比文革时期或之前宽松得多了。我在《不可忘记毛泽东》一书中称此种互动流程为“政治社会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因变数”：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此一无往而不适的发展规律体现在中国大陆的实践中可说是一个“经济集中和政治自由如何取得平衡和互为影响与转化”的问题。比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所显示的其实并非当年一般所说的“经济改革先行”而“政治改革滞后”的矛盾；而是任何“过激的政治自由化”势必导致“积压难返的经济集中体制遽然解体”，让各个地方政权和不同利益团体激烈竞逐资源的潜在乱局爆发，而造成巨大损失和机会成本。苏联1991年因“政治改革先行”被迫采用“休克疗法”而导致经济大崩溃，民不聊生，正好印证了这一个内在的巨大风险。这是没有任何政权所能容忍或接受的。因此，当年六四悲剧的发生，或可说是学运和民运分子“好心做了坏事”的结果，可歌可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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