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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益耀：中国崛起成就大 能否复制且存疑

http://www.CRNTT.com   2012-11-30 00:12:51

当然，“北京共识”到底只代表一个概括性的、有关发展策略的理念框架；很难想像大陆所实行的“中国模式”对许多落后国家也具有可行的操作性能。实际上温家宝总理便不同意“北京共识”的提法。而认为有关各国必须依据各自国情，设定自己的发展模式。我相信他是说真心话的。 　　　　　　　　结语：也谈香港对“国民教育”的争议 　　老实说，我对今年（2012）初夏）香港公布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中所指内地现行政治体制“进步、无私与团结”，又指外国政党政治制度下“政党恶斗，人民当灾”，不甚了了，也不想一读手册求解。但是对引号中的区区数字，被广泛视为“洗脑工程”，群起而攻之，引发如此轩然大波，满城风雨，却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香港到底是个高度开放的社会，这类议题也很容易过度政治化，不在话下；以致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政治人物、学生、讲师、教授等等），借题发挥，攻其一不及其余，无限上纲；尽管这也可说是“理性化”的政治行为，就如美国的“两党恶斗”一样，为争取选票，各自浑身解数，兴师动众。这是西方民主政制特色，无可厚非；至于其社会经济效果如何，则应另当别论，不可简单化地以“人民当灾”四个字否定之。 　　其实所指这类群众运动，都属社会学家所说的滚雪球般的“群体/群众动态”（group/massdynamics）效应，文革期间红卫兵骚乱便是如此。姑不论这类群众运动是自发的，或另有玄机（红卫兵骚乱肯定不完全是自发的），但是作为学者，相信还是应该对所谓“中国模式”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现象，剖析其横切面特征及动态流程，以便窥其全貌。这是这篇短文的目的。当然文中提到的许多观点，其本身就是颇富争议性的；但愿能收抛砖引玉之效，让有识之士参与评论，但恳勿责备求全，手下留情是幸。 　　在结语前还得补充一两句：像中国如此庞然大国，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下，不断向地方和个人放权，这令中央执政当局要在“自由化”和“集中”（或曰“维稳”）之间取得平衡，确实并非易事。因此，就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徇私枉法、贪污滥权，以致各类冤案惨案的发生，时有所闻。节制新闻言论和学术自由也不难想像。开放自由民主如美国者，行内人也都心知肚明，其媒体和学术出版社都有一定的自我审查和节制的尺度；只是程度高低或有所不同而已。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几起耸人视听的案件，如刘晓波、艾未未、陈光诚等或如早前的方励之，似乎都应从这一历史角度来加以评介；大可不必因应媒体“拍拍猎奇”（Paparazzi）（狗仔队）式连珠炮弹的渲染，而完全否定了整个“中国模式”正面的历史效应。其他几个被判监或死刑的“大老虎”，如成克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希同（北京市长）以及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或曰近日的薄谷开来，等等，也都或多或少反映北京政权具有一定的自我清洗和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否则这个政权早已如印尼的苏哈托或菲律宾的马可施总统一般地乌呼哀哉矣。可也别忘了，宋朝包青天所处理的也都是这类案件，而且肯定也有许许多多“漏网之鱼”；所谓自古已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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