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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白尘“文革”日记:个中况味天人共知

http://www.CRNTT.com   2013-05-26 09:47:48  


 
  四月一日 星期一
  专案组召去问话。见我胸佩主席像章,王迪若喝令取下。我收入衣袋里,竟复令交出,没收。悲愤难忍!热爱毛主席的权利也可以剥夺的么?

  五月十一日 星期六
  葛洛在会上又宣布新律例:对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实不许追问,问者等于自己炮打,等于现行反革命。如有发现,可以写材料,但也不许借交代为名,再重复炮打的事实或言论。又,我等如要核对事实,必须通过专案组,不能私自接触。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三
  上午专案组召我去问被捕后第二次审讯情况,并且正名,这叫“提审”。王先借毛主席语录警告我:敌人是不会仁慈的。然后则问:“在第二次审讯时,你既然未出卖过组织和同志,敌人又怎会饶过你?难道敌人会对你仁慈么?”逼我回答。这显然是个圈套,要我承认是撒谎或者是反毛泽东思想。我只能叙述事实,却不能满足要求,于是逼令中午立即写出书面材料,不让休息。

  3时半写完材料交去,再作第二次“提审”。问在镇江监狱中的罪行,又逼令当晚写书面材料。写材料至12时半,方毕。这可能是“疲劳轰炸”的战术了。

  五月十六日 星期四
  上午交出材料,立刻又作第三次“提审”,问镇江监狱中的问题。下午作第四次“提审”,问在反省院中的罪行。都是重复过去的交代,自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连在监狱中读报纸也认为是罪行,我坚决否认。便又问:“你读的什么报?”答曰《申报》。则问:“《申报》是什么阶级的人办的?”这自然是资产阶级办的报纸。但当时怎么可能读到党的报刊?就连《新华日报》也还没有创刊呢!专案组于是又问:“你读了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反动新闻,而且代为传播,这是什么罪行?”这叫我如何回答!

  幸而这次“提审”没有指定再写材料,但办公室中的日志和指定的劳动都无法完成,由别人代劳了。

  五月十七日 星期五
  9时,作第五次“提审”,问在反省院中的最后一段历史。侯聚元批评说:“还是不老实,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我坚持说绝对没有。于是指令再从参加革命时起作详细交代,直至出狱为止,并限于明日下班之前交出。侯问道:“这可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在这次的交代中要保证绝无隐瞒,你敢打上手模脚印么?”我决然说:“敢!”

    材料都是已写过的,这不过是企图在两次交代的差距中找毛病罢了。前次的底稿虽然已被收去,但心中实在,也就无所畏惧。下午开始写,到下班时约得三千字。

  九月十一日 星期三
  上午宣布13日去顺义良种场劳动,可能是一个月,先定十天。能去的都去。胡德培强调劳动态度问题,说在劳动中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是处理时给出路的重要依据之一。杨九江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不许谈吃谈喝,不许戴手套劳动等等。为作下乡的准备,明天休息一天。

  4时向专案组请示去劳动问题,回答说等通知。5时40分再去,说再等十分钟。最后侯聚元终于来通知:”可以去。“劳动也成了权利。

  十月廿九日 星期二
  昨日请假看病未准,今日果然又“提审”,是第三个“战役”开始了。上下午共四个多小时,“提审”形式有了变化:三张写字台围我而放,三人都面我而坐,俨然小型法庭。只是王迪若早走了,代替他的是另一矮小的湖南人。另有二女同志作记录。所问的是出反省院以后到抗战之前这一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目的在问与敌人什么机关、什么人物有过来往。是由叛徒而怀疑为特务了。形势虽紧张,心中倒坦然了。出反省院后,我未按规定去县党部报到,也未按规定与伪院通信汇报,却潜居于上海法租界,并在《还乡杂记》一文中骂了伪院,这都是他们认为不可理解的,因而是假的。甚至以为那篇文章是国民党的“苦肉计”,故意让我写出作为蒙蔽进步文化界的。所以他们说:“你是个叛徒,怎么敢骂反省院?”又说:“你骂了国民党,国民党怎能饶过你?”我说,那时是住在上海法帝国主义的租界里的。于是又问:“帝国主义与国民党难道不是互相勾结的?”这真是无法说得明白了。以形式逻辑推理,自然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最后给我的结论是“不老实”,我力辩没有不老实之处,朱祖雄拍案而起,大声喝问:“你会见过马树模么?”马与我同案,我承认在马路上碰见过她。于是又喝问:“你在汇报中为什么不交代?”这便是论断我为“不老实”的“证据”,亦即尚有重大隐瞒处了,勒令写出书面交代。

一九六九年

  八月八日 星期日
  侯金镜同志今晨突然逝世,令人悲痛难已!昨日他随菜班来大田劳动,返连以后孙德海还要他为菜地担水,连续挑水十担。夜10时,心脏病猝发,不及抢救,延至凌晨溘然长逝。孙这个“积极分子”是间接的杀人犯!侯是有名的病号,即使不给照顾,也不能如此折磨人啊。侯在鸭班时,即因时时发病,感到危险,我才建议排长调他回去,加以照顾的。不期侯回到菜班即顶替了我原来的位置,而且加重了劳动量,与我之初衷完全相反。“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无意中作了帮凶,思念及此,更于悲痛中增加无限悔恨!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目睹的许多现象极为不满,曾言:“如果国内产生马列主义小组,我要参加!”(大意)为此,一度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如今已临近解放他了,又折磨致死,一个相当好的党的干部遭到如此下场,是一大悲剧!全连中可以谈谈的几个人,冯牧走了,金镜死了,我则更加孤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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