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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父亲潘光旦、母亲赵瑞云

http://www.CRNTT.com   2013-09-07 11:13:01

因此我们的父母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但是因为父亲一直在外求学的缘故，到1926年父亲留美归国他们才结婚，属于晚婚了。舅母回忆说：“我看见过他们的结婚照片，是半身照。姐姐穿的粉红色夹衣，昂哥穿的西服。”他们结婚时，刻有一对精巧的玛瑙石图章??分别刻上两人的名字（“文革”时被抄）。我们在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个旧银挂表壳中找到母亲年青时的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冤家是你，缘家是你，怨重恩深，伊有胡底。”这大概是他当年随身携带的照片和爱情诗吧。 　　我们的父母感情极好，平日几乎不见他们有言语上的冲突。父亲有诗句说“一事平生差自慰，家人卦占最谐和”。父亲有较长时间出门在外时，会即景生情，写诗“怀内”。因为母亲不善讲普通话，所以他们在家交谈一向用吴语。我们在家也只说普通话，父亲两种话都说，互相都听得懂。父母亲在家中经常谈些亲戚朋友之间的人和事，有所评论，也不避讳孩子们。父亲称呼母亲为“三姐”，亲戚中的小辈称呼她为“三娘娘”、“三爹爹”或“三伯伯”（均相当于三姑母）。母亲称父亲为“昂弟”，因为她比他大一岁。我叔叔和小舅舅称呼我父亲为“昂哥”。这都是家乡的习惯。多年来，正像我们对父亲的残足从小就习惯成自然一样，对父母的婚姻也从没有特别的想过。现在忽然有人问到我，你父母是如何结婚的？或者说你母亲怎样决定和一个一条腿的人结婚？这的确值得深思，梅贻宝先生的话多少回答了这个问题。 　　温和宽厚，乐于助人 　　母亲性情温和，对我们慈祥不用说，对亲戚、朋友和客人都是真诚相待，和蔼可亲。她和父亲不一样的是，不会到公众场合去说话；和父亲一样的是，无论贫富、老幼、有文化没文化、城里人乡下人，本省人外地人都可以接近，平等待人。母亲喜欢购物，出手大方，因为家庭人口多，需要量大，这本属正常，但自从抗日战争以后我家经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她受到很大限制。即便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来了客人她必定请人留饭。遇到困难者，她则随手把家中仅有的东西送给别人。我父母均好客。请客的时候，母亲都要准备江南口味饭菜，每每得到客人好评。 　　唐绍明回忆抗战时期在昆明乡间的生活时，说道： 　　潘光旦太太对人和蔼，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来梨园村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均清华大学教职员）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到她家做客。那是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座独院，有一座二层木楼，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对大人们做面筋很是好奇。潘太太还事先给门前田主一点钱，包摘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去摘，拿回来做菜。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纪实》，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0辑，2005年） 　　杨绛先生回忆1949年她到清华任教，住新林院邻居的情形： 　　潘光旦夫人赵瑞云，张奚若夫人杨景任，都只比杨绛年长十三岁，却母亲般的关心她，使她感到温暖，相处如家人，能说心里话。入冬腌菜，两人都说已替她腌上二十斤，一冬天有四十斤，吃不尽了。（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1950年代上半叶，母亲在清华和中央民族学院都担任过家属委员会的工作，大约处理过一些排难解纷的事，尤其是劝解家庭不和，因为别人信得过她。她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是民盟盟员。 　　母亲在亲戚中以贤惠着称，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事。我家从上海移居北京，离开家乡亲戚群的时候，我才三岁。乃穟还记得在上海每次到“九公公”（我父亲的九舅沈恩孚）家去，我母亲都会剥芒果给老先生吃，老先生吃得粘胡子，使她（四岁左右）旁观得嘴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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