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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究：茅盾在“反右”运动中

http://www.CRNTT.com   2014-02-09 10:43:11

在这样一种轻松、自由、畅所欲言的氛围下，压抑多年的茅盾，也终于一反往日的温和、内敛，大胆鸣放起来。茅盾开篇就说，“问题太多，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接着他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三者间的关系入手，说宗派主义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情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又常常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也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对此茅盾总结道：“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针对宗派主义的问题，茅盾说，不懂业务的党员领导只重视更高一级的党员领导，却极度轻视非党专家的意见，“这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的原因？”针对官僚主义，茅盾分析说，“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都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外行”，“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结果迫使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被称为‘进步’云云”。针对被统死的出版工作，茅盾满腹怨言道：“问题真不少，我倒早就晓得，在三年前就知道一些。可是该怎么办呢？请你去问问主管这事的人们，大概只能得个这样的回答：问题十分复杂，牵掣到别的部，牵掣到制度、体制（不是文化部内的体制）等等，因而得从长计较。如果要改弦更张（我看是到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决心必须来自最高方面。”公平地说，相比于李慎之、林希翎、储安平等犀利的“右派”言论，茅盾这番肺腑之言，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相形见绌了。但是，如果比较茅盾1949年后的历次发言，这一次，却也是破天荒地语惊四座了。 　　因为这是预设的“阳谋”，据茅盾的儿子韦韬讲，事后“有关方面”及时暗示茅盾的发言有错误，“要汲取教训”，据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中讲，在内部排队中茅盾还是因此被定为“中右嫌疑”。对于这种暗中保护和网开一面，既有见人下菜碟之感，又存在有目的地整人之嫌。难怪杨献珍当年私下里说：“不敢光明磊落表明自己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成话了。”阿伦特说：“一个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而它的本质就是恐怖，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务中采用一种全新的原则，完全不用人类的行动意志，只渴求洞悉运动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恐怖产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个人命运全取决于恐怖。” 二、积极表态 　　如果从茅盾自身和“反右”的历史结果来说，他侥幸地躲过这一劫，真是要感谢“组织”，因为就在这一天，领袖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了党内干部阅读。文中写道：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 　　右派有两条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文章的愤怒和大加挞伐的用意都已经很明显了，只是最佳时机还未来到。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当天，最高层向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 　　既然因为自己的冒失险些酿成大祸，既然最高层已经暗示“何去何从”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茅盾当然要选择归队、站稳立场了。但是，仅仅“夹紧尾巴”还不能算“改邪归正”的，这一点茅盾早就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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