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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究:茅盾在“反右”运动中 | |
http://www.CRNTT.com 2014-02-09 10:43:11 |
在这样一种轻松、自由、畅所欲言的氛围下,压抑多年的茅盾,也终于一反往日的温和、内敛,大胆鸣放起来。茅盾开篇就说,“问题太多,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接着他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三者间的关系入手,说宗派主义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情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又常常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也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对此茅盾总结道:“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针对宗派主义的问题,茅盾说,不懂业务的党员领导只重视更高一级的党员领导,却极度轻视非党专家的意见,“这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的原因?”针对官僚主义,茅盾分析说,“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都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外行”,“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结果迫使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被称为‘进步’云云”。针对被统死的出版工作,茅盾满腹怨言道:“问题真不少,我倒早就晓得,在三年前就知道一些。可是该怎么办呢?请你去问问主管这事的人们,大概只能得个这样的回答:问题十分复杂,牵掣到别的部,牵掣到制度、体制(不是文化部内的体制)等等,因而得从长计较。如果要改弦更张(我看是到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决心必须来自最高方面。”公平地说,相比于李慎之、林希翎、储安平等犀利的“右派”言论,茅盾这番肺腑之言,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相形见绌了。但是,如果比较茅盾1949年后的历次发言,这一次,却也是破天荒地语惊四座了。 因为这是预设的“阳谋”,据茅盾的儿子韦韬讲,事后“有关方面”及时暗示茅盾的发言有错误,“要汲取教训”,据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中讲,在内部排队中茅盾还是因此被定为“中右嫌疑”。对于这种暗中保护和网开一面,既有见人下菜碟之感,又存在有目的地整人之嫌。难怪杨献珍当年私下里说:“不敢光明磊落表明自己的态度,竟然鬼鬼祟祟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段,实在太不成话了。”阿伦特说:“一个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而它的本质就是恐怖,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务中采用一种全新的原则,完全不用人类的行动意志,只渴求洞悉运动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恐怖产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个人命运全取决于恐怖。” 二、积极表态 如果从茅盾自身和“反右”的历史结果来说,他侥幸地躲过这一劫,真是要感谢“组织”,因为就在这一天,领袖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了党内干部阅读。文中写道: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 右派有两条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文章的愤怒和大加挞伐的用意都已经很明显了,只是最佳时机还未来到。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当天,最高层向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 既然因为自己的冒失险些酿成大祸,既然最高层已经暗示“何去何从”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茅盾当然要选择归队、站稳立场了。但是,仅仅“夹紧尾巴”还不能算“改邪归正”的,这一点茅盾早就心领神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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