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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单靠货币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15 08:37:30

分析利息率变动的理论框架 　　文章指出，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理论上，由于存在大量可贷资金，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应该太高。截至2014年6月末, M2和人民币信贷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4.7%和14.0%（新增信贷5.7 万亿元）。两者都明显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 似乎可以说2014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多年来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加权平均数始终在7%上下徘徊。央行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2014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总体有所下行。但6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依然高达6.96%。官方调查显示，2014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相当数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二季度小微工业企业民间借款的年化利率约为25.19%。 　　既然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当前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已经指出，合理的（“正确的”）利息率水平应该是由储蓄——投资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在现实中则是由可贷资金供求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贷资金供求关系并未处于均衡状态。这时，现实中的利息率水平仍然处于过渡过程中。这里主要讨论前一种情况。 　　可贷资金供给量本身是利息率的函数：可贷资金量随利息率的上升而增加。在其他因素给定情况下，可贷资金量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定义了一条可贷资金供给曲线。诸如银行贷款之类的可贷资金的利息率包含至少三个构成部分：基准利息率、各种风险溢价和“加成”。对应于给定的可贷资金供应量，如果利息率由于各种风险溢价和“加成”的增加而上升，就可以理解可贷资金曲线发生向左移。在可贷资金需求（可贷资金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某种货币政策手段，如在银行间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可以立即使基准利息率下降。如果此时并未发生其他变化，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就会发生右移——尽管这种移动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如果与此同时，加成率、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出现更大程度的提高，实际发生的将是可贷资金供给曲线的左移，其结果将是利息率的上升。与此同时，如果可贷资金需求曲线发生右移，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程度就会更大。更具体地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大致可以归诸于下述原因。 　　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具体原因 　　文章分析，首先，“加成率”过高。尽管中国银行的定价机制同西方国家银行有所不同，但中国银行的高利润率似乎多少能够反映中国银行的高加成率。事实上，同工业部门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银行已经成为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银行。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2013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工、农、中、建、交5家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高达23.6%；其利润占中国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35.6%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最近发布的《财富：2013世界财富500强》报告，9家上榜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率均在20%以上，其中工商银行的利润率最高，达到28.29%，其他许多金融机构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对于中国银行业利润率的具体情况，笔者了解很少，无法置评。“加成率”的概念与市场结构有关，特别是同金融机构的垄断和议价能力有关。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同非金融企业相比，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企业）的高利润率及其对可贷资金成本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解释的。 　　其次，风险溢价上升。现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避险意识显着提高，这种变化同整个经济的不景气状态、全社会杠杆率急剧上升有关，也同银行自身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关。因风险提高而提高风险溢价是正常的，但银行自身风险偏好若过度下降则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不少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不仅压低质押率而且还要求提供担保，不仅要求提供担保而且还要求有联保，不仅要求有联保而且还要有联保的联保（互保）。一个企业出事，带倒一片企业。个别银行的风险减少了，但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却提高了。风险意识提高是件好事，但凡事都要适度，过犹不及。不想承担任何风险的行为方式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许多急需贷款但风险较高的企业，银行不敢问津。这些企业只好利用其他融资方式获得资金，并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微企业）贷款，也存在类似问题。这样，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就顺理成章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过高成为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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