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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单靠货币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15 08:37:30

第三，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吸金。长期以来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房地产的增值大大超过一般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地方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虽然不一定太高，但（在投资者看来）风险很低，因而具有投资价值。一方面是对可贷资金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可贷资金的宽松供给。房地产贷款以及平台贷款大量占用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的贷款规模，挤掉了本应为一般企业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对民营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后者为了生存则不得不转向高利贷。今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房地产市场的吸金作用可能已有所变化，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强烈需求（愿意支付较高的成本）、由于虚假（或真实）的安全性，城投债成为投资者的新宠。在可贷资金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大量可贷资金流入高收益或看似安全的投资项目推高了非高收益投资项目的融资成本，并进而推高了企业总体的融资成本。 　　第四，信贷规模控制和75%贷存比的风险监管指标。一些商业银行可以满足贷存比指标，但已经用完信贷规模；另一些商业银行尚未用足信贷规模，但却无法满足贷存比指标。尽管这些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却无法为企业提供更多可贷资金。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就必然想出各种规避办法，如利用各种通道“表内转表外”，从事影子银行活动。其他的中国式“创新”还包括：非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信贷富余金融机构向信贷紧张金融机构“购买贷款”，以保住信贷规模额度；尽管不需要资金，企业并不拒绝送上门的贷款，而是贷款投入房地产和其他高盈利的非主营业务。总之，供给方规避管制的活动导致可贷资金的供给链条不断延长。与此相对应，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层级低的平台）、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小微企业受到监管、资质和抵押担保等的限制，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通过影子银行（信托、基金、小贷公司等）获取资金。这样，在供、需双方逃避监管的共同作用下，交易链条延长、“金融密度”加大。交易成本上升必然最终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 　　第五，不对称的变相“金融自由化”。长期以来，中国存在金融抑制，利息率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目前虽然贷款利息率自由化已经实现，存款利息率名义上依然受到管制。在可贷资金需求旺盛（不一定是出于投资和消费的需要）的情况下，银行之间必然会展开存款争夺战。通过出售高回报率的理财产品之类的形式，银行实现了或正在实现存款利息率事实上的自由化。各种“宝宝”的出现，也推高了存款成本。实际利息率的上升使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实现了平衡。但是，除非银行自动减少 “加成”（这不大可能），资金来源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资金使用成本的上升。 　　第六，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弹性。地方融资平台（主要要参与者是中、小型地方性国有企业，其投资领域多为“城建”）、房地产（直到前不久）和中、小、微企业等等可贷资金的需求方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也是造成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按道理，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取决于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资金成本超过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企业就不会借款。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企业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则尽管资金成本已经超过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仍不会减少。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出于政绩考虑或自恃有土地财政的支持，只要能够融入资金，资金成本就不予考虑。一部分企业则由于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没有其他选择，就只好接受非银机构（如地方信托公司）的高成本贷款，甚至接受高利贷。在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向左稍有移动就将导致利息率大幅度上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实力雄厚、选择空间大、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某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需求却不一定缺乏利率弹性。银行的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息率甚至会在基准利息率基础上下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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