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格兰与英格兰藉着通婚与王室继承制度，于1603年王室合一，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六世变成了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这个斯图亚特王朝一共统治大不列颠111年。不过，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的情况已变，加上缺乏之前都铎王朝的明君，因而这百余年里，大不列颠内战持续，但对苏格兰而言，它自己的国王已成了“不在国内的国王”，相对而言等于稀释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而1707年的“合一法案”，苏格兰的议会与英格兰议会合并，苏格兰的政治上层有相当一群从此常住伦敦，这等于再一次稀释出了空间，苏格兰的贵族、长老教会、新兴商人阶级等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机会。这也就是说，自1707年“合一法案”后，就中长程而言，苏格兰的自由度增加了，生存环境改善了，在自由混乱中蠕动出新事务的机会也扩大了，这乃是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必不可忽略的原因。
（三）而苏格兰在1707年之后，虽然新的机会之窗被打开，但有了机会之窗并不必然就真的能抓住机会，而要机会不从指办间溜走，就得看有没有抓住机会的能力。而苏格兰人之所以优秀，乃是他们在这方面确实不凡。
而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回头去看1707年“合一法案”后，苏格兰主观的努力了，人们当知16世纪宗教改革前后欧洲尽管贫穷落后，但文化精英分子之间其实相当频繁的从事交流，苏格兰在高端文化这部分，其实与任何欧洲大国相比都毫不逊色，苏格兰最重要的四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建于1411年，格拉斯高大学1415年，爱伯汀大学1495年，爱丁堡大学1583年。苏格兰的这种情况其实领先英格兰极多，因为直到1825年英格兰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而已，犹太人及异议不满分子宗教出身的人还不准入学，1825年苏格兰诗人坎倍尔及英格兰赴法国坎城开发地产的富商布洛罕看不下去，遂投资兴建伦敦大学，用苏格兰模式办学。伦敦大学后来最大的成就是出了电子学之父福莱明，他在19世纪末发明真空管，这乃是一切电子科技之始。
苏格兰在宗教改革之前即高端文化发达，最著名的乃是出了神学家迈尔，他走红巴黎，许多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的英雄人物皆出自他的门下。他后来回苏格兰，苏格兰长老教会创始人诺克斯即出自他的门下，诺克斯最杰出的成就，乃是在教区全面推展教育，达到村村有学校之目标。到了1720年，苏格兰识字率已达55％，到1750年更高到75％，当时英格兰的识字率仅53％，到了19世纪末英格兰才赶上。这也就是说，广泛的识字、广泛的好学，以及对知识充满了好奇，使得苏格兰成了世界史上第一个虽然贫穷，但却“脑力资本”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旦情况改观、机会之窗被打开，他们的手当然可以抓住机会。教育、求知、人的品质，追求不脱离常识的知识，而对社会、国家及人类又具有强烈的道德情操，这些主观的因素，其实乃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核心动力，也是工业革命的动力！
如果用当代“认同政治”的观念来解释，我们可以说1707年的“合一法案”相对于英格兰，苏格兰在“独立国家”的绝对主权上的确失去了很多，但却交换到了经济贸易机会，而在宗教及司法等自主事务上仍保有最后的底线，这是苏格兰人最后的认同。后来苏格兰大哲学家休姆在说到认同问题时，曾说过：“我是苏格兰人，我是大不列颠人，我也是个世界人。”即将一种对外开放而非闭锁的认同观做了最好且健康的表示。认同不应是自慰的防卫武器，而应是个保留核心而对外开放成长的自我证明的过程，苏格兰人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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