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1707年后客观形势改变，开启了新的机会之窗，再加上苏格兰人自身主观的长期努力，因此自18世纪中叶起，遂出现人类史上奇迹式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接踵而来以苏格兰人为主力的工业革命。如果我们翻开历史当会发现到现代思想及文明里苏格兰人所做的贡献：包括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发明第一台聚合式棉纺机的布坎南、移民美国而成为钢铁大王的卡内基、移民美国开创电话电报的贝尔、首先建设现代公路的麦克亚当等，皆为苏格兰人。而除了经世济时的实用学术及科技外，有关近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非欧几何学、哲学与人文领域，苏格兰的名字也前后相望，近代史学在谈到那个时代时喜欢称那个时代“苏格兰天才第集”。而事实上不是英雄造时势，母宁更应说算是时势造英雄，一个1707年时国民所得只有英格兰五分之一的苏格兰，当生存环境改善、一切正面的能量即告迸发。苏格兰藉着成就不但造福自已，也造福大不列颠全体；苏格兰人在完成大我中使小我的认同得以被肯定。
18世纪苏格兰人藉着与海权及市场扩张的英格兰合一而成了大英帝国冠冕上的亮珠。而到了当代，由于撒切尔夫人主政时代压缩地方自主空间，加以英国的确是在没落中，于是英国内部的苏格兰与威尔斯皆出现独立声浪。但诚如当代著名苏格兰政治学者基汀（Michael Keating）所指出的，由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及现实，苏格兰所谓的“独立”，其环境与早期国家以及当今某些新兴国家所谓的绝对主权下的独立并不相同。在这个欧洲整合及全球化的时代，政治上早己进入“后主权时代”，这意谓着苏格兰所谓的“独立”，并非大不列颠的瓦解，而是地区自主自治范围的扩大。这将是未来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政治最大考验。如果从大不列颠史来看，那就是1707年的合一，大不列颠形成了中央统一而实质为多体制的英国，使得大英帝国得以免于内耗而快速成长。而今英国式微，21世纪考验的乃是它如何在更大的地区自主下展开苏格兰与英格兰间非敌对性的民主发展，而这也是苏格兰的心愿，相信这对全球的自主自治问题上必将有极大的示范角色。
偏安与两岸关系现状
在上面用了相当篇幅回顾当年苏格兰的经验，分别着重1707年“合一法案”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这当然不只是为了单纯的知识兴趣，而是一种以史为喻的心情之显露。人类谈问题，经常会选择性的寻找例子来合理化自己的企图。以台湾为例，二战之后的国共内战及1949年后的失败，这样的条件已使偏安思想成了台湾最主要的集体情结，无论“台独”、“独台”、“永远维持现状”，或者诸如欧盟模式之说，都是这种偏安心态的显露，无论话语如何，无论引用什么样的例子，它的共同特色就是偏安。
而偏安并非不可能作为一种选项，但任何选项都需考虑条件及风险，而两岸关系都有其条件、限制和风险：
（一）两岸关系并非现状这种平面现实，而是有着时间纵深的历史现实。国共内战及1949年巨变，这是历史现实，也是政权合法性代换，今天全球承认的秩序即是根据这个历史现实而来。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冷战对峙及美国、日本的角色，也的确创造出了两岸现状，台湾有分离治权的这种既有的现实。这种历史现实与现状现实的差距与对立，乃是两岸问题的根本。它不可能永远回避。也不可能用“留给下一代”或靠将来的历史解决这种或者不负责任，或者即是可怕的心态来闪躲。
（二）目前两岸表面上气氛良好，但这其实是一种充满了互不信任的伪形。台湾内部两党都要维持“现状”，但对“现状”却有不同的“目的性之定义”。一方认为现状就是台独，另一方则认为“中华民国是台湾”即为现状；两者有“台独”、“独台”之分，它们共同疏忽了“一国两制”也是现状，“中国邦联”也是现状，现状会有更多可能性，包括“一中两宪”和“一中三宪”也同样是维持现状的思考模式。这也就是说，台湾两党基本上所承续的仍是冷战时代那种反共、反中、依附美日的现状模式，它乃是“现状”的“目的性之定义”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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