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国家主席透过谷内外务次官和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综合政策对话，理解及赞同安倍首相的战略构思，并以安倍首相正式访华这种形式加以接纳。长期持续地发展经济及维持社会安定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来说是最优先的课题，所以胡锦涛国家主席为了适当地加以专注这个课题，而作出了这个构案与日本稳定关系不可欠缺的战略性判断。
日中两国首脑做出这种战略性大局判断，因必须要对一向以来的原则性立场理念做些调整，所以这也可以说伴随着国内的一定风险。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没有言明「不参拜」的情况下，胡锦涛国家主席承受了重开日中首脑会谈的风险。而安倍首相亦因为调整了对华外交姿态及有关历史问题的一贯主张，而招致自民党内部分保守派的有识之士的批评。安倍首相对此作出了回应。他说：「我认为中日韩首脑伙伴建立可以率直对话的信赖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我甘愿接受批评。」他以自己的责任挡住国内的批评。显示出这种决意及气量的日中两个首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是应该得到高度赞赏的。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国内有部分人士仍然质疑日本的战略性思维提出慎重论，不得不说是令人叹息的。
看到这种事态，笔者不得不回想起在2004年，尽管党中央领导人对台湾政策作出了战略性调整，但当时仍有很多中国官方人士、学者跟不上党中央的大转变。在2002年当时有人提出所谓的「对日新思维」主张，部分中国有关人士吐露出「为什么在日本没有人提出『对华新思维呢？』的不满。」但是现在尽管日本方面主动地提出了战略的思维，但是中国方面的反应却是迟缓的这一情况，又应该如何理解呢？
透过日中两国领导人作出战略性决定而得到改善的中日关系，是极之来得不易的，仍然是脆弱的。日中两国的有关人士该好好珍惜日中关系的变化，不断反覆努力把它提高到不可以走回头路的层次。新时代的「战略性互惠关系」并不是光靠高喊「日中友好」，来全面压制「非友好」观点立场而可以达到的。这需要从长期的大局视野，扩大符合两国利益的同时，透过对话以达致调整国家利益的差异，比起以前要更有耐性地毫不松懈地经营。东海问题、北韩核武导弹问题等都是现今要面对的困难课题。日中两国是否可以真正建立战略性互惠关系，要靠着两国的有关人士，是否可以正确而全面地理解两国首脑的战略性思维及能否将它付诸实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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