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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范椒芬(左三)21日造访中评社香港总部，中评社社长郭伟峰(左二)等热情接待。右二为中国评论学术顾问刘乃强。（中评社记者摄） |
中评社记者：问责制之下，大家关注公务员是否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问题，但高级公务员身负一定政治角色，包括游说政党，在立法会解释政策等，完全中立会很难。你认为，公务员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越来越政治化的选举环境？
罗范椒芬：所谓政治中立，意思不是退居幕后、完全不接触群众，而是对所有人公平对待，不将自己的意愿加诸于社会，不将自己的意愿作为一个政府的意志。推行问责制之前，政务主任既要制定政策，也要推销政策，要代表政府部门去说话，所以很多人将政策失误归咎于他们身上。现在有了问责局长之后，我觉得公务员还需要推销政策，这不表示他政治不中立，最重要是在讨论政策的过程中有充足的沟通。以我自己为例，我总是感到很自豪的一件事，就是跟李国章（香港前任教育统筹局、现教育局局长）的组合，大家都认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组合。我和他的性格都是比较所谓“强势”，其实我们也有“温柔的一面”（笑）。我们都很坚持原则，这很重要。有时我们两个之间会争论得很厉害，他有时会发脾气，有时也会不认同我的观点，但他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如果我能够提供数据，说之以理，大家争辩，他赢了我就跟他实行，我赢了他就跟我一起承担。这是我们关上门的事情，你们看不到的，在外面我们表现得很友善，事实上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想要政策不偏颇，领导需要“兼听”，鼓励自己的下属多讲意见，甚至是不同的意见。我以前总对我的同事说，我最珍惜、认为最优秀的同事，是那些愿意讲真话的同事。Speak truth unto power, 对权贵要说真话，公务员是铁饭碗，为什么不说真话呢？唯有经过内部辩论，才越辩越明，出去解说政策才更充足，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今天有局长、副局长是好的，因为我们实实在在需要将香港的政策和现况，去向更多的市民解说。我们需要走向前线，面对市民，跟市民沟通。
我离开政府四年，平时也会搭公车、坐地铁，平时也去街市，做前线的义务工作……我看到香港市民是很讲道理的，包括一些很穷的人，他们其实要求不多，很易于满足，只要有自己的家庭，有基本的生活，子女有好的教育，他们就会满足的。政府应该让每一位市民都有归属感，让他们安居乐业，提供好的教育，社会流动，经济发展，能够做到这些，问题其实不太大。报章杂志始终篇幅有限，政府解释政策，有时上文下理未必讲得很清楚透彻，有时历史因由也未必解释得好。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政府以前很少将自己的困难说出来。我做了全国人大代表之后，看到内地的文件有时自我批判很多，承认自己有何不足，但是我在香港做了30多年，自己从来不会在文件里写出自己的问题。其实，政府面对不同的利益界别，的确有矛盾，的确需要平衡，的确有难度，的确在资源运用方面有优先次序，其实我们需要把这些困难跟市民分享，让他们了解政府的难处，施政才能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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