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留住人才的问题，在全球化社会，不能硬性规定一个人一定要在哪里工作，所以要留住人才，只有靠经济发展。全球的经济重心在亚太区，国家又在蓬勃发展，我觉得留住人才是可能的。当年邓小平的政策容许更多的学生到外国，也没有说一定要留住学生，而是用一个更广阔的胸襟去想：如果我们本国的人才去外国学到了外国的东西，吸收到中西文化的精髓，将来有成就时再返回来国家，国家可能会得到更多。所以我们不需要拘泥于内地学生来到香港，读完四年作为跳板，再出走外国，觉得这是一种浪费，但是这种人际网络、对香港的感情仍然留在这里，将来我们都会有收成的。
我们做“教育枢纽”的前提，就是扩阔学位和升学的机会，不能排挤香港人，让他们没书读，反而我们应该与内地大学多些联系，让香港学生有机会去内地好的大学升学，内地学生机会来香港，互相流通，包括学位互认、学分互认、互派学生等等，都可以考虑。
中评社记者：2002年，你就大谈“国民教育”，认为学校有责任向学生灌输国民身份，“必须从殖民地的历史中释放出来，把眼界扩至超越深圳河”，并且“要接受祖国的强项及短处”；回归后，年轻人最紧要系“对大陆必须要客观和正面”，学习欣赏及容纳与香港不同之处，要追求“双赢”。你认为政府推动“国民教育”的步伐是慢了、快了？有何难处？
罗范椒芬：我以前一直讲，做国民教育也好，做德育也好，其实都有四个步骤，就是“知、情、意、行”。“知”其实比较容易做，就是灌输一些知识或者带学生到内地看看。但是在“情”上，你要让学生对国家有感情，这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意”就是说有意志去为国家奉献，这就要等学生有一定年纪，才能做到这点。到他真的实践去“行”，就更加是后一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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