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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中评社 徐梦溪摄） |
今天应该倡导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观？杨宏山认为，中国新全球治理的观可以概括为“网络型治理”，有核心和关键节点。过去全球治理也是网络型治理，但中国只是治理中的参与者，不是节点。现在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让中国成为新的网络体系的倡导者和新的合作机制，让中国有机会成为节点。
燕山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刘舸提到，国外有学者描述“中国崛起”时，使用emerge而不是rise。Rise指的是上升到更高的地位，变得更加强大。Emerge则表明，中国未来发展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环境、政府腐败等问题。
他还提到，关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经提出要和地区权力中心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在中国提出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之前，美国曾提出建立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基金。为什么两国话语中会出现这样的偶然性，是因为中国担心表述让美国质疑吗？
他指出，中国在战略上不能含糊，中国要崛起首先需要明确三个问题，中国真正想要什么？中国有什么实力做基础？怎样用实力实现目的？中国需要思考路应该怎么走。他说，中国应该主要在文化上崛起，要提出一种超越性的文化。
北京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张耀南认为，在中国“治理”主要是指“民治”，“君治”和“天治”。“天治”有两个样式，一是干涉主义，以墨子为代表。二是“自由放任”，以老子为代表。“君治”，是君主独治，还是君民共治呢？中国不是非法制国家，需要看“法”从何来，由一种看法是法自君出，还有一种看法是法自理出，这导致君民共治。那么“民治”中“民”是谁？讨论最多的是“贤人治理”。“君治”之上有“天治”，天治之上有民治，民治之上有君治，这是一个循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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