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十分怪异的现象：胡秋原出生于1910年，比余英时年长20岁，《历史与思想》一书的出版，固然使余院士名噪一时，但胡秋原也不是泛泛之辈，他当时担任“立法委员”，又是《中华杂志》发行人，这篇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本质上是非常严肃的学术讨论，为什么余英时对于一位学术前辈的学术质问不理不睬？
中国有句老话：“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一个思想家在发展其学说的过程中，最好能跟相关领域的论敌互相论辩，以看出自己的不足之处。瑞典哥登堡大学教授Carl M. Allwood以研究非西方国家本土心理学的发展作为终生志业，我的著作《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翻译成英文，于2012年出版之后，我们两人便在国际专业期刊《社会知识学》(Social Epistemology)上发表论文，来回辩论相关问题，时间长达三年，最后两人各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专着，他谈《本土心理学的性质与挑战》(2018)，我则以《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2019)作为回应。
三、“全盘西化派”的行事风格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余院士的大作《历史与思想》问世之后，最好的论敌就是胡秋原。可是余英时对胡秋原的批评竟然不予理睬，真是可惜！
这件事使我想起“全盘西化派”的行事风格。在《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中，我曾经提到两则类似的故事：
在“八方风雨会中洲”的“五四”时期，发生了一件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重大的盛事，即美国哲学家杜威访华。杜威（John Dewey, 1959-1952）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胡适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1919年2月，他到日本访问时，原先计划到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4月30日抵达上海，不料三天后，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5月29日，杜威夫妇抵达北京，目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认为自己正在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结果他在中国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并在哥伦比亚校友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的安排下，在中国十一个省份，作过200场以上的巡回演讲，直到1921年7月21日，才启程返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因为胡适的在场宣讲、积极推广、再加上《新青年》等媒体的传播，而风靡中国。
杜威返美国当天，胡适在《晨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杜威先生在中国〉，总结他这次访华的成果：“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