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诈欺不可以，学术诈欺罪不可以。学术诈欺不仅比无知更坏，而且造成最大的败德。我们须知现状何以令人不满。这无非由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因而缺乏人才。救国之道改革之道何在？顾亭林在亡国之后主张“博学于文，行已有耻”，这八字依然是立国救国之根本方针。而以学术诈欺来反现状，其结果祇有比现状更坏，因为这祇有造成更无知更败德的人。（页14）
“这不是小事。这比贪污、杀人还要严重。纵一切可败，教育学术不可败”。在他看来，“一切可坏，青年不可坏。我们可误，我们子弟不可误。处处可诈，学校教室不可诈。我所说的不是笔墨官司，而是事关民族永久的兴亡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德意志在耶拿战败之后，拿破仑占领柏林，德人赔款割地，订城下之盟。在国困民穷之时，大政治家和大学者洪保德认为复兴国家，首先要办一好大学，乃决定创办柏林大学。创办之时，菲特烈威廉三世宣布大学目的说：“国家在物质上损失了的，要在精神力量上补足起来。”
洪保德宣布大学宗旨说：“大学是为纯粹学问而设立的。”“教授不是为了学生的，教授与学生都是为了学问的。”大学之使命，“不是传授知识，是要产生知识”。
学问如何产出呢？弗兰克福大学大礼堂壁上刻着下列铭文：“在国防战备上如钢似铁的民族，要以精神之宫殿来作育你们。你们是这宫殿之守护者，当为德意志之名誉而善护之。在研究和学说上，务须诚实，务须真实，务须严正！”而这也是整个德国大学之传统。（页22）
这场论战发生时，我是台湾大学大学部的学生。当时我站在“自由派”的立场认为胡秋原是个“民族主义者”。半个世纪后，今天重新检视这段历史，我的看法却完全倒反，认为胡氏的论点，才是正确的。然而，胡适、殷海光、余英时这三位“自由主义”的大师，为什么对于他们学术立场的质问不理不睬，难道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特色么？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胡秋原对殷海光做人身攻击时，说他“到美国数月，到了哈佛，又由费正清那种听到什么传统、现代、冲击、中国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学成归国后，便有恃无恐，在“费正清之类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变态思想及其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