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一些现象让人困惑，一方面，整个社会追求的是物质化、庸俗化。整个社会有急功近利化的趋向。有一种说法就是“遍地奢华与奇缺的教养”。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富裕，而且是无限度地追求，不择手段地追求。衡量一个人成就和地位的主要标准是金钱，受人追捧的是大企业家、最有钱的人，他们的经历、成就、言论被奉若神明和榜样；另一方面，是“去神圣化”。历史上、思想上的伟人、英雄，不再神圣，现实中曾经神圣的职业：教师、教授、官员、权威、科学家、奉献者，都已不再神圣，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尊重。甚至一些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基本规律及其建立在这些规律之上的社会价值也不再受到尊重或敬重。敬畏之心淡化了。
社会转型、问题频出的时代，应该是令人思考的时代。我们要把这个社会建设成什么样子，我们理想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这需要学者们静下心来冷静地思考。现在都埋怨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没有思想大家。如果学者们都被房价所惑，被物质所惑，没有一个安静的书桌思考和规划这个社会和人类的未来，那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出大师来。谁能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为大家研究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提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规范现代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谁就是大师。这种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价值体系，理论上一定是先进的，代表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社会治理规范可以适用和应用于大多数社会的价值体系。
如果说经济实力是基础的话，文化影响力就是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地位的衡量标准。经济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结合才是一种文明文化能够厚重深远的两大支柱。没有经济实力作支撑的文化很难具有普及性，而经济实力缺乏文化价值的配套，将难以在当今世界获得令人尊重的地位。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就是建构文化价值体系的意义所在。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塑造离不开国家的主导和推动，普通民众不可能自发地担负起塑造新主流文化的责任，也难以自发形成。打造标志性文化体系应该是国家行为。中国儒家文化的弘扬与重新塑造，均是历代王朝大力推动的结果，从秦汉到明清无不如此。西方文明的塑造也是如此。西方新的民主文化源自一种社会转型期的朴素理想，也顺应了大众的愿望，特别是当时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这是这种新文化拥有发展动力的根源。近代以来，英国的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权利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等宣扬的近代启蒙政治思想的核心：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举全国之力主导弘扬，终成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引领近代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使这种文化在欧洲北美站稳脚跟，并向全球扩展。而所谓的扩展民主也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国家行为。
在中国崛起的时代，文化价值的重构决定这中国崛起的高度和品质，也决定着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地位。如何理顺内部社会的运作，如何应对外部挑战和竞争，包括政治制度的竞争等，都需要逐渐构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展现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多元化做出独特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