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力不再廉价 涨薪潮冲击珠三角
1、跳楼悲剧频仍 富士康推倒加薪多米诺
最近一段时间，“富士康加薪”的新闻几乎占据了各大媒体的版面头条。为了平息员工连续跳楼事件，继本月初宣布把中国工厂的全体工人薪金提高三成后，时隔4日，富士康再次宣布加薪。这一次，公司将深圳各厂区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自10月1日起调升至2000元/月，加薪幅度约66%。在过往，像富士康这样位于深圳关外的制造工厂，以外来劳工为主的一线工人的工资，大多压着最低工资标准线。（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
富士康事件掀起了中国新一轮加薪潮。今年以来，中国已有十几个省市调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0%以上，出口制造业地标性企业富士康等公司大幅提薪引发世界震动。各国媒体惊呼，廉价劳力将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北京《北京晚报》）
几乎在富士康加薪的同时，广东佛山南海本田工人用历时半月的和平罢工，对低工资说“不”，直接导致本田在华四家整车组装厂全线停工，面临每天2.4亿元人民币的损失，结果换来35%的加薪。富士康——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代工厂商；本田汽车——在中国近年增长最为迅猛、市场潜力最大的行业占据重要一席的企业。这两家原本毫不相干的企业却因同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样遇到员工薪酬问题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也成为外界观察中国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香港中评网）
而以富士康加薪为起点，涨薪连锁反应已经成为现实，珠三角首当其冲。2010年6月9日，深圳市将特区内1000元、特区外900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上调10%和22.2%，统一调高至1100元。由于沿海企业普遍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工资水平，众多原本对加薪仍持观望心态的企业主，不得不被迫上调薪金。（海南《新世纪周刊》）
2、成本优势不再 珠三角企业顿失竞争力
珠三角因为拥有对外开放的政策优势、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以及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成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产业转移的首选区域。大批企业以“三来一补”方式在珠三角开设工厂，与香港、澳门形成紧密合作的“前店后厂”发展模式，使这里成为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工厂”。（广东金羊网）
庞大的外来工群体，赋予了珠三角“世界工厂”近30年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纵深发展，尤其在金融危机后，珠三角的政策和机制优势已不明显，更因过度依赖出口而陷入困顿。2009年夏末以来，因经济回暖使出口型企业订单陆续增加，久违的“招工难”乃至“民工荒”骤然显现。与此同时，珠三角企业涨薪压力持续累积，终至此时爆发。而事实上，珠三角加工企业的加薪风潮，早在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即拉开大幕。至2010年5月1日的最新一次调整，广东省最低工资的四类城市标准，均比2008年调整前增长超过30%。（海南《新世纪周刊》）
而在传统“世界工厂”的成本构成中，人力成本是惟一具有弹性、可被企业控制的部分。而现在，不加薪于法、于理、于情都缺乏理据；加薪，则低成本这一惟一竞争力筹码有可能丧失。显然，珠三角企业脆弱的竞争力，将不堪涨薪潮的冲击。（浙江在线网）
3、涨薪势在必行 “廉价工资时代”料将结束
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体在次贷风波后一蹶不振，中国几乎是被迫地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世界市场”，以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要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国就必须拥有庞大的消费人群。目前撑起中国消费市场的，主要还是能够签单公款消费的官员，以及靠每月薪水过活的城市白领。普通工人阶层，在过去的十年已经悄然从主流消费群体中淡出。（新加坡《联合早报》）
这回富士康加薪，正是中国廉价劳力时代走到尽头的最强烈讯号。事实上，对中国现状稍有了解的人们并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空间还有多大和投资商机是否依然存在的问题，而是分配机制的不合理和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社会成员仍处贫困中。这样既抑制了他们的消费和社会需求，束缚了经济进一步发展，更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引发更多社会矛盾。因此，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劳动成本增高，而是劳资对立加大。（天津《今周刊》）
“我觉得早就应该加薪了，不应该等到现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偏低，单从增长速度来看，劳动者薪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这样的增速首先就是不合理的。”据野村证券对工业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估算显示,劳动生产率在1994-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仅为13.2%。
“加薪确实势在必行。”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师张录法也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在转变。虽然是否已出现彻底扭转供大于求局面的刘易斯拐点，业界尚有争论。另外，这段时期以来CPI的上升压力，也增加了加薪的合理性。”（广东《时代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