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惠及大众 “大国贵民”时代来临
◆温家宝首提“尊严论” 执政方略从“国富”到“贵民”◆
“尊严”这个字眼首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人们心底激起强烈的情感波澜。事实上，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温家宝总理三提“尊严”，从2月12日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到2月27日接受新华网专访，再到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的“尊严论”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究竟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如何才能让百姓活得有尊严?这一话题不仅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亦成为近期中国舆论的焦点。（北京新华网）
温家宝的报告触及很多问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推进医药体制改革、教育改革、文化建设，可谓“民间疾苦声，声声入耳”，并且呼吁，中华民族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还要创造新的文化辉煌。大陆媒体盛赞其报告极具“大国思维”。但是，最直指人心的，却是他极具个性色彩的声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个月前在新春团拜会上说出这句话后，其中的“尊严”旋即成为社会热词之一，激起中国人心底强烈的情感波澜。但令人难以预料的是，相关表述竟然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件事创下了两个史上先例：此前没有中国领导人这样说过，此前政府工作报告也从未这样写过。（上海东方网）
有专家分析，温家宝报告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高层所关注的重点，正在从追求经济增长率向以民为本、科学发展转型；中国政府执政方略，正在实践从“国富”向“贵民”的重要转身。这种思路，西方媒体也称其具“大国思维”。温家宝对此进行了极具感情色彩的诠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韩国《东亚日报》）
◆关注个人社会地位 尊重人权成为国家共识◆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让民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论述，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分析人士认为，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国家尊严和民族尊严；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尊严”指向民生，“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则是让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怎样更体面、更有尊严生活着的破题之举。（北京华夏经纬网）
可以这样说，温家宝的这番话，完整地体现了从国家与民族的宏大叙事，向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微观阐述转变的过程。这种微观阐述，微言却大义，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真正成熟，因为那种有国有族，却不见人民的叙述，往往是一种失真的镜像。这镜像，宏观上会带给我们短视的虚荣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微观上，却会导致整个社会价值与公民价值的虚无甚至是扭曲。这充分显示，大陆经济发展到今天程度，已不再以整体壮大为足，而要开始并行注重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处境。（陕西《华商晨报》）
◆中国酝酿民富革命 实现民生权需多管齐下◆
一系列信号表明，执政党正在推动一场旨在实现“民富”的“新革命”。革命”。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矛盾都聚焦于民生问题。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国家发展权并没有转化成为社会民生权。一些人担心西方式的权利概念会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不过，实际上，人们对此并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文化认同的不同，西方式的概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在现阶段，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实现西方人所界定的那些权利，而是能否实现中国社会本身所认同的民生权。人民所高度认同的权利如果不能被实现，或者被剥夺，那么稳定就会成问题。
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所认同的权利呢？很简单，就是民生，就是社会上所说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北京《瞭望东方周刊》）
要实现社会民生权，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考量。首先是要调整政策思路，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明确区分开来。在中国，长期以来，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各级政府把所有的政策领域都视为是经济政策。那些本来是属于社会政策领域的，如教育、医疗和公共住房等，被视为是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明确确立社会政策领域。正因如此，在各级政府那里，这些社会领域的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的民生权）就被忽视。所有这些社会领域都是要求政府和社会的大量投入。但在中国，这些领域多年来一直是政府和企业暴富的领域。很显然，如果政策思路不调整，社会政策就建立不起来，社会的民生权也无从谈起。
第二要大量增加政府的社会性投资。在中国，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总会导致生产性投资的激增和社会性投资的减少。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教育领域变成了各级政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教育产业化变得不可避免。而教育属于社会领域，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同样，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个生产领域的投资激增，已经导致了很多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造成浪费和低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有助于实现民生权的社会制度就建立不起来。
第三是要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减少地方政府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动机。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财力很快从地方政府上移到中央政府，但责任并没有。现在很多领域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是地方官员努力把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解决？主要是要把中央地方之间的责任和权利统一起来。
第四，要充分利用国有企业这一经济杠杆来推进社会政策的实行。国有企业一直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有效工具。但长期以来，国企仅仅扮演了推进经济增长的工具；在社会政策领域，国企扮演的角色是相反的。例如，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家组织了大量的财政和金融力量来对付危机，绝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这具有必然性。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一个强有力经济杠杆在应付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杠杆，中国去年应付危机不会有这么有效。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很多负面效应。国有企业得到国家大规模的支持，扩张得很快。不仅本身造成了产能过剩，而且也在挤压非国有部门的空间，即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当国有企业的资本过度时，国有资本会走向任何地方。既然房地产那么有利可图，那么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可进入呢？从去年开始，国有企业很快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主要角色。人们发现，房地产价格暴涨和国有企业的进入有很大的关联。（新加坡《联合早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