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开始破冰 选举法成为突破口
◆温总释放政改信号 两会初露“新政”路线端倪◆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被多次掌声打断。近两万字的报告先后65次提及“改革”。温家宝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将在“极其复杂”的局面下仍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这向全国人民释放了改革的重要信号。”全国人大代表、辽宁丹东市长赵连生回忆他当时的第一反应。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新政”路线初露端倪，下一步将会突出社会体制改革。（广东大洋网）
在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温家宝浓墨重彩地宣示了改革对中国进一步发展与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在长达24000字里包含对2009年形势的回顾，以及2010年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城乡发展、改善民生等主要目标。
其中，他突出了政治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权力受到监督的重要性，一些警句如：“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迅速被国内外媒体重点报道与讨论。
温家宝的报告带有重提改革议程的意义，富有浓浓“温氏”色彩的报告说明。他不认为经济改革可以取代政治改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不可能绕过政改的环节。在系统性总结了2008年回应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时，温家宝其实也点出“必须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围绕改善民生谋发展，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持久动力”。（新加坡《联合早报》）
◆政改呼声日益强烈 中国渐进探寻政改路径◆
可以说目前中国全国都在围绕一系列热点问题，在议论改革。由疯狂的房价，在议论政府职能的改革；由农民工问题，在议论民众政治权利的改革；由重庆的打黑，在议论司法体制的改革；由贪腐的久治不愈，在议论政治体制的改革等等。这是因为中国走到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近的而言，是一场国际金融危机，结束了中国粗放式、外向型发展的蜜月，在国际上热议“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际，中国自己发现了过去的路难以为继。是以，中共当局决定要推行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要转变发展方式，只能以改革来推进。
远的而看，是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奇迹般高成长的同时，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一方面公民意识苏醒，人们对自身的利益和权利有了维护和声张的要求；一方面伴随着制度性不公，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出现了狂野的巧取豪夺。如此一来，令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突出，令社会多重性的矛盾加剧。压而难止，抚而不平之下，改革的呼声就此扬高。
细数起来，中国目前官方着手制定改革方案的，民间呼吁要推进的改革，不下十个。较有代表性的，是官方急推的，有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想以此解决贫富差距的矛盾、推动消费和扩大内需；有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旗帜的改革，想以此解决官民对立，也疗治政府的痼疾。民间更激烈的主张，已不止着眼于是谋求住房、医疗、保障等福利，而是社会的结构化问题，其中，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上下阶层的失衡，中产阶层没有扩大，低下阶层反而更不堪重负，除少数利益集团和权力阶层外，整个社会在缺乏管道和空间，社会泥沼化出现。社会改革的呼声，由之而起。（美国《世界日报》）
不可否认，中共和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方方面面主动推行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在部分海内外人士看来，中国当局推行的改革不啻于小修小补，而且过程过于缓慢。这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史上，最不缺的就是暴风骤雨般的激进革命，最缺的反而是和风细雨式的渐进建设。
相对于势必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革命而言，循序渐进的制度建设与创新，显然更加符合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违背现代社会的文明精神。而今年的两会，应该会在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香港中评网）
◆实现城乡“同票同权” 选举法成为政改新起点◆
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代表分别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法》等八项决议草案后落下帷幕，“同票同权”则被广泛视为此番修改的核心内容。舆论将此举视作中国政改的发轫和破冰，国外媒体对此也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打破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的又一新起点。港台报章则认为这是展现中国式民主的基础工程，为中国式选举民主“换上新门框”。（北京新华网）
修改《选举法》这部关乎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的核心法律，剔除不合时宜的内容，实现“选举权平等原则”，实际上也落实了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疑能进一步凸现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毕竟，今日之中国已出现利益多元化局面，各种正常的利益集团需要平等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展开博弈。平等的选举权不只是一种政治权利，也是其他各种权利的保障。
如此一来，人大这个立法机构的成员构成也能得到优化，进一步打破“官员多”的单调格局。毕竟，在社会阶层分化比较严重的中国，不同阶层对社会对公共事物的感受不一样，官员或者说是公务员群体不足以代表社会所有阶层，如果其所占比例继续过高，不仅会严重影响人大这个民意机构的公众认同度，更不利于人大及时因应社会变化作出准确决策。（美国《侨报》）
事实上，一系列为百姓和舆论所诟病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中国日趋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残留计划经济特征的政治体制因逻辑悖论而发生的碰撞，正应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二十多年前所说：“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深入下去”。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中国改革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回应民意。
由此观之，选举权的改革显然已成为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其深度、广度很可能决定政治改革的深度、广度，是中国能否夯实民主政治之社会基础的表征。因为，选举权平等之后，随即而来的是选举的过程是否公开、公正、公平，选举出来的代表是否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这些，都涉及到了民主政治的深层问题。
以中国的现实语境，作“同票同权”之类的制度改革，需要勇气和胆识，工作也极其艰难复杂。而中国只有选择果断迈入改革深水区和攻坚区，而非裹足不前，才能在熬过阵痛后会收获民主政治的跃进，为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提供持续动力。（香港中评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