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涉案‘毒芹菜’仅区区7斤，那上游批发商购进了多少斤？种植环节又涉及多少斤？这些‘毒芹菜’又都流向了多少餐桌？……”自媒体辩解文章基于“毒芹菜”无法溯源的一系列追问，事实上同样可以作为对地方执法监管的反问：执法部门是否有效进行了溯源工作，以防止如上所述严重后果的发生？还是说仅凭店主无法提供进货票据，就武断做出了商家不能免责的决定？一个多月前的几斤芹菜，或许可能拿不出相关票据，但对进货渠道守口如瓶的概率恐怕幷不高。
按照《食品安全法》，经营者想要免责，不仅要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对超标情况不知情、“幷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在“充分证据证明”的判断尺度中，给具体执法监管其实已经留下了非常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对而言，多个免责条件的叠加反而事实上加大了经营者自证清白的难度。而《行政处罚法》还明确，“违法行为轻微幷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前述长沙芹菜案由“未追回已售商品”进而认定“未发现造成危害后果”从而减轻了处罚，同样是未追回超标芹菜(事实上也未发现危害后果)，为何就非要开出天价罚单？因天价罚单而被督查通报，那些左右为难的“委屈”又从何谈起？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榆林6.6万元“芹菜罚单”的讨论，无论怎么推演，都无法为某些地方已经幷非个例的各种大手笔罚款做解释。如果说执法细则真的还不够细，依然缺乏手把手的具体指引，那就不妨以此番国务院大督查的通报为契机，围绕这个6.6万元的处罚在系统内展开一次详尽、深入、全面的类案梳理，在案例讲评中摸索可行的执法尺度，明确必须坚持的权力运行规则。（来源：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