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念驰的这段话教笔者想起，台北驻马尼拉办事处的某位组长在两年前为其“统战”而请我吃午饭。这位组长对我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当年犯下了改国号的错误，今天就没有台湾问题。他还骄傲地告诉，他也曾对来自中国大陆志愿老师这样讲过。听毕，我随即告诉他，1949年9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筹备建国时，把国号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毛泽东要实行“两个国号”的设想，这是采纳了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雷洁琼的建议，也得到黄炎培、何香凝等人支持。更重要的它也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尊重和对辛亥革命历史作用的肯定，以及考虑到当时大陆地区人民对使用“中华民国”国号心理习惯。但前清进士周致祥、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都反对。司徒美堂、马寅初、张澜、陈叔通、陈嘉庚的反对.出于反蒋情绪，沈钧儒则是从国际惯例的角度表明反对意见，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不合法律观点”。因此，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不再坚持原来的设想，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单一的国号。为了证明这段历史的真实性，笔者特别指出，这是中共党史出版社《解密开国大典》第三章“国号确定经”中所记述的。
在章念驰的《中国必将走向最终统一──评曹兴诚的〈两岸和平共处法〉》一文的启迪下，笔者认为，如果中国大陆政府能采用毛泽东当年关于新中国实行“双重国号”的设想，也许能够打开两岸政治谈判之门。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的是这样的设想是否可以？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说：“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但人们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可以因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显而易见，‘仇必和而解’的思想，是要维持两个对立面的那个统一体。”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又说：“‘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则要破坏两个对立所处的那个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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