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战略构想，是首当其冲的战略管理能力。它涉及到如何动员和使用最好的智力，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如何在科学方法、合理机制基础上的艺术创造。它需要透彻地知彼知己，需要明确自身的期望和限度，需要对政策的基本假设和大前提进行检讨反思。它首先不是智力和想像力的问题，而是对信息、智力和想像力进行管理的问题。这种管理是战略性的，需要在国家层级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心理各领域的整合，对各职能部门的整合，对近中远期需求、能力与措施的整合。
有力的战略执行，需要用对人，需要周期性或依重大事件处置结果对执行者进行绩效评估，需要赏罚严明。为此，需要对集中权力与下放权力做出适当的动态安排，处理好总体性与灵活性、纪律性与主动性的关系。
灵活反应能力，包括危机管理和机遇管理能力。当前和未来周边安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突出，且变化迅速，战略主体的观察、决策、行动、调整之间的间隔趋于压缩，危机的应对和机遇的创握，要求知行合一的敏捷性和适应性。
提升国家战略管理能力，需要建立健全国家层级的联合战略规划与执行体系，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统揽当前与未来。这是当代战略主动权的根本来源，也是世界诸大国的主要战略动向。当前，各大国的国家战略管理能力各有其优长劣短，均处在一个新起点上。相对而言，中国有三大优势：一是包袱不算太重，具备克服结构性惯性和阻力的体制优势；二是深厚经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善于提出正确的问题并有节制；三是以钱学森之系统科学思想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为代表的科学方法。复杂性是当代战略问题的主要标志，而钱学森对复杂性的探索与揭示，至今仍领先世界。
从世界大国转向世界强国，需要当代中国从纠错性改革转向创制性改革、从弱势开放转向强势开放，从着眼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转向着眼差异，在尊重科学规律和注重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迅速地把潜力转化为实力，从思想到行动，从行动到跨跃。联合战略规划体系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战略管理能力，是实现这些转变的依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