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香港政治动乱与“后真相”时代的关系
2019年下半年，香港爆发了历史罕见的大规模暴乱，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政府失能，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突然之间就成了最危险的城市，所谓的“香港独立”气焰之嚣张，令人错愕。其直接原因与《逃犯条例》有关，即是在2018年2月，香港一名男子在台湾杀害女友抛尸后潜逃回港。警方破案后，因香港与台湾之间没有签订司法互助安排和移交逃犯协议，该男子无法被移交至案发地台湾受审。面对这一重大法律漏洞，为避免严重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香港特区政府于2019年2月15日向立法会提出建议草案，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简称修例）。结果引发了由香港反对派操控、西方势力参与指导的激烈的社会抗争运动，最后由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但是，社会运动没有停止，反而向反政府、反中央、夺取香港管治权、实施香港“独立”方向迅速挺进。时至今日，其各种成因都有透彻的分析，诸如基本法没有全面落实的问题、青少年教育的问题、外部势力干预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等等，都非常深入，都有参考价值。但是，在各种分析中，甚少论及香港政治动乱与“后真相”政治的关系。可以说，香港的暴乱是乾柴遇到了烈火，所谓的烈火，就是“后真相”时代的政治能量。
我们知道，香港在中美脱钩时代已经成为了美国新的战略棋子，以港制华也是特朗普政权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这是前所未见的。其中来自美国的最大外力，恐怕还不是给了多少钱和制定了多少个法案。通过运用“后真相”政治手段控制社交媒体，让香港处在无真相的大环境中，浑水摸鱼，激发民意的愤怒，以推翻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这才是外来的真经。
在此以所谓“反修例”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太子站死人”谣言为例：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在2020年5月15日发表逾千页报告，明确指出“香港警方在太子站打死示威者”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更剖析这一传言的形成过程。就“太子站死人”传言，报告详细列出形成过程：2019年9月1日凌晨，开始有消息揣测车站内有人死亡，同日下午更传出有数人被杀的揣测；9月2日，“连登”和“高登”网上讨论区接连有多篇帖文，有帖文援引医护人员消息声称有人被警方杀害；9月5日，“高登”网上讨论区一帖文援引一名总督察的说话，声称事件中有人死亡并非虚构，但并非被警方杀害；9月6日，“连登”网上讨论区又有帖文声称事件中有6人断颈而死。报告指出，太子站内有人被杀的传言在网上迅速广泛传播。这种说法在起初只是揣测，其后迅速转变成传言，再转变成所谓的确认，而在此过程中并无提出任何证据支持。报告认为，香港警方、消防处、医院管理局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在反驳毫无根据的主张时，反应缓慢。如果警方在最初阶段迅速采取行动，并率先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驳斥虚假的死亡谣言，可能有机会阻止这些谣言在网上涌现，示威者没有藉口进行更多示威活动。香港警方回应监警会称，已制定“警队公共关系策略”。在最近的骚乱中，许多针对警方的传言及虚假指控在不同媒体广为传播。警方积极识别相关问题，寻求澄清，并主动审视事实，透过不同途径传播资讯。监警会副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谢伟铨对香港记者指出，“太子站死人”在起初只是揣测，但经过所谓医护人员、警务人员“证实”，令这一揣测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成为“大传言”，衍生出更多示威活动。但监警会观察种种事实分析，“太子站死人”这传言并不合理。未来，特区政府、警方应该更关注互联网传播的资讯，更快速、更主动澄清传言，“正如一场足球比赛，对手已经踢进十球，不能视若无睹。”
如果从传统的思维和常识来看，只要及早还原事实真相，就能够杜绝谣言，遏制假新闻。但是，“太子站死人”的厉害之处在于，其成为“后真相”政治手段的实际运用。无论早讲清楚晚讲清楚，都没有用，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真相的最为有效刺激民愤的措施，这是为动乱服务的“另类真相”。香港城市智库召集人洪锦铉表示，在互联网上存在“回声室效应”。一些虚假消息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会令其他没有深究事实、不假思索的人士信以为真。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警务处前处长邓竟成表示，虚假消息如没有得到及时澄清，可以对社会造成重大伤害，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现在互联网时代，在社交平台及网站传播虚假资讯相当容易。目前，香港还没有规管发布、散播假消息的专门法例，政府应该在保障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的前提下，制订相关法例，禁止任何人在社交平台及网站藉传播虚假资讯煽动民粹及不安。可见，香港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后真相”的严重问题，提出了积极遏制的建议。
香港天大研究院副院长伍俊飞将步入了“后真相”时代的香港社交媒体问题归纳为“新部落败坏政治正确”的新问题，他分析指出：“香港的虚拟社区形成了新部落，依靠本土化的认同和情绪，建立起排外的小圈子。从技术上来说，互联网确立排外模式比在现实生活中更为简单和高效，根本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的程序甚至礼貌的拒绝，只要通过网上认证环节就可以完成。这样，社交媒体完全不受政治正确规范的约束，成为社群歧视甚至煽动暴力的渊薮。在占中、反修例等风波中，社交媒体还起到策划、组织、指挥、导引暴乱的功能，甚至可以暴露警察的行踪，安排黑暴分子安全撤退，助其逃脱法律的惩罚。很明显的是，不受政治正确约束的部落化社交媒体给香港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作用。新部落成员基本丧失了个体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凡事跟随部落的情绪方向流淌，自己无法对个人行为负责。比如，一则关于大陆人的羞辱性谣言往往获得成百上千的点赞，甚至超出首发人的期望值，像病毒一样在瞬间传遍大街小巷，让其本人无法控制言论传播以及由此而生的街头冲突后果。对个别人来说，一条不真实的短信只是一个恶作剧，或者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或者只是排解自己的怨气。然而，一旦这种病毒信息登上互联网，在没有政治正确的环境下，它就会被疯狂传播，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让发信人、部落成员、网民甚至警察都无法控制失序带来的混乱状态。社交媒体为部落成员参与日常政治提供了平台，使其在投票日之外，也享有了监督和参与政治的权力，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这种广泛的政治参与目前都是以匿名形式出现，这给现代的法治化政治参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部落范式点燃了香港市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把一个传统上持政治冷感的社会变成高度政治化的热点地区。部落成员在网络上传播不成熟、非理性的意见，进一步冲击了理性的政治运作，导致香港政治步上民粹化的道路，也使得香港的社交媒体常态性突破现代文明的底线。”由此可见，“后真相”时代的香港已经催生了令人惊悚的极端的社会暴政。
伍俊飞的论述，是对香港“后真相”时代特点的深刻剖析。2019年的香港，彻底沦陷在“后真相”的政治风暴中，“一国两制”几乎毁于一旦，确实惊心动魄。
香港的社交媒体生态确实是极其复杂的：首先，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即使假新闻泛滥成灾，各方也无可奈何。其次，特区政府、建制派力量对社交媒体长期无感，在很大的程度上放弃了对社交媒体的有效参与及治理。第三，对社会政治运动与“后真相”时代的最新结合过程及后果茫然不知，吃了大亏还不知道原因何在。
所幸的是，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之后，正式把香港纳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建设，堵塞了国家安全风险缺口。其中极为重要的是，对香港政治进入“后真相”时代发挥了非常有力的管治作用。所以，香港的“后真相”政治的乱源应该比较可控。不过需要强调指出，要摒弃香港的“后真相”危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后真相”对弈，是今后的香港政治面临的常态。作为全力支持香港进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闻媒体，中评社要高度注意香港“后真相”时代的重大隐患，要努力承担香港新闻媒体中已经不多见的“守门人”责任，努力锻造自己的洞察“后真相”时代的真相能力。
五、“后真相”时代对内地民意的刺激作用
“后真相”时代对于内地社交媒体舆论场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破坏性也不可以小瞧。尤其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后真相”时代结合之后，真相被激情淹没，事实被迫让位于虚构。在此，看看专家的分析即可以一窥全貌。
内地的专家赵丽涛撰写论文指出：“后真相”是网络舆论空间中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是我们进行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观照的前提。如何加强网络社会中的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涉及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增强国家认同、弘扬民族精神等重大时代课题。但是，“后真相”时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成为触及人心的深层焦虑。⑨
在赵丽涛的论文中指出了尤为重要的两个特点：
其一，“后真相”中的虚化历史与极端民粹倾向，解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从运作机制看，网络空间中“虚化历史者”利用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公众的认知盲区，极力曲解、诋毁历史事实，故意抹黑民族英雄、美化反面历史人物，尤其是肆意质疑乃至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希冀藉此重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企图损伤广大网民对历史文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网络空间中“极端民粹者”则夸大、渲染社会转型期与改革攻坚期的社会矛盾，通过贩卖焦虑、悲情叙事、激化矛盾、兜售苦难的方式激发草根群体共鸣，进而迷惑青年网民，在妖魔化现实中摧毁他们的爱国情怀。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不管是“虚化历史者”，还是“极端民粹者”，无不通过炒作热点事件操控网络舆论走向，试图颠覆青年群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譬如，“恶搞屈原”“美化李鸿章”“质疑雷锋”“丑化刘胡兰”以及“风景名胜不过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围起来收费”“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等网络热点，就渗透着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负面解读。
从根本上说，网络空间中的“虚无历史”或“极端民粹”现象，造成青年一代美丑不辨、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因为这样的方式歪曲了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打着所谓“解密历史”“还原真相”“维护正义”的幌子，屏蔽和取代客观事实，消解与解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所蕴含的理想信念、政治信仰、民族精神、国家认同。进一步追问，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时候“虚化历史”与“极端民粹”往往不是普通的思想倾向，其背后经常晃动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子。实质上，这两种倾向在解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鼓吹和推销资本主义价值理念，乃至以“普世价值观”重构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赋予其西方底色，以此达到颠覆正见、消解崇高的政治企图。
其二，“后真相”中的资本逻辑宰制风险，消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当前，以资本增值为最终目的的资本逻辑已经介入网络空间，并且是催生“后真相”负面后果不可忽视的原动力。伴随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深入推进，资本逻辑加速影响网络舆论场，一些唯利是图者善于利用“后真相”时代的“情感优先”特质，试图在操控舆论走向中获得利益。从外在表征看，资本逻辑裹挟下的“后真相”呈现戏谑化、庸俗化倾向，以此混淆是非，渲染不良情绪，从而使得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一些商业营销活动也在网络上诋毁民族英雄，这种丑化英雄人物的戏谑表达形式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爱国主义话语进行着侵蚀与消解。实质上，资本涌入网络舆论领域并不可怕，让人担心的是资本逻辑宰制下的“金钱崇拜风险”挤压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空间。这是因为，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衡量。由此而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在网络舆论空间真相可以篡改、编造，一些人甚至为了获取不菲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以所谓扎眼的、走心的迷惑性爱国主义话语蒙骗网民，以此达到追逐私利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后真相”中的资本逻辑倡导消费主义至上，推崇“金钱拜物教”，这无疑会消解青年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主流话语，侵蚀青年的爱国热情，甚至让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陷入资本主义描绘的狂热消费景观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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