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利用《蒋介石日记》研究民国史。在利用蒋介石日记时,应该注意什么?
白先勇:《蒋介石日记》公开后,许多研究民国史的历史学者,纷纷引用。蒋的日记叙述历史事件部分,有其客观依据,这部分有历史参考的价值,但日记中他对人物臧否,往往凭其个人主观好恶,失去真实性,尤其他被共产党击败后,避居台湾时期的日记,往往显露其各种心理障碍,妄恐(paranoia)、执迷(obsession),例如在日记中把白崇禧妖魔化,把国民党在大陆上军事失败,诿过于白。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逝世,蒋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昨晨往悼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为党国败坏内乱之一大罪人也。
因此引用《蒋介石日记》不宜照单全收,应持有客观判断的态度,以免被误导。
《台湾岁月》让我们看到作为父亲、普通人的白崇禧。您曾回忆,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时,“我第一个反应不是悲伤,是肃然起敬的一种震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父子关系?
白先勇:父亲白崇禧将军在我心中有多重影像。首先对我来说,他是英雄。幼年时期我印象中,父亲总是身着戎装,骑着一匹黑得发亮的高大骏马,英姿焕发地凯旋,那正是抗战胜利那几年。在家中父亲是严父也是慈父。父亲管教我们甚严,不容许我们有纨绔子弟的习气,对我们的学业要求,更是“步步相逼”。我曾说,我们手足在家中的地位,是以学校成绩单来排名的。但父亲也是慈父,因为我幼时患肺病,病得严重,幸得父母悉心调理,得以痊愈。因此父亲对我额外宽容。
1966年,父亲遽然归真,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震慑,因为父亲是英雄,英雄之死,令人肃然起敬。
早在1970年代末,您就说过,您毕生的渴望就是写出一本能让大众接受的白崇禧大传。但今天已进入一个反英雄、反精英的时代,史学研究也强调多写社会史、大众文化史。而您写的这部传记则是在强调一种战争与英雄史观。今天的读者为什么要读这部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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