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林杰：我赞成闵老师提出的韩国青少年对华认知以负面为主，闵老师提出双方政府都应该努力改善这一现象。我过去和韩国朋友交流时，他们对我讲，韩国青少年对中国印象这么不好，中国应该努力改善，我就说，负面认知是一把双刃剑，对两国都不好，应该两国同时努力。比如佩洛西访台，接下来去了韩国，尹锡悦总统以休假为名没有见佩洛西，结果韩国网民说尹亲中，开始反对尹锡悦，尹的支持率就下降了。这说明负面认知对对方国家不好，而对本国的政治、文化也不好，所以我非常赞成闵老师的观点。
王俊生：我提个问题，未来中韩人文交流最容易出的问题是哪方面？因为人文交流最容易受到政治安全问题影响，当前中韩政治安全问题隐患很多，人文交流的事务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比萨德还麻烦，所以需要预见，所以请问两位老师，可能是哪些方面出现问题？
闵贵植：人文交流影响是长期性的，效果可能不会明显出现，所以容易遭到政府忽视，觉得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不像政治、经贸出现问题了，就会马上被聚焦，被媒体关注。但政策也有民意基础，所以我们虽然说人文交流重要，但政府层面在这一领域的团体组织和预算不多。我们学校方面努力加强留学生之间的交流、互相照顾，我组织韩中学生的论坛十多年了，但是韩国一些学校老师对留学生不关心，甚至觉得留学生是麻烦制造者，这种态度不好，会造成留学生对所在国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目前可能很难令政府重视这方面问题，我们这些致力于韩中交流的教师就先从自己的学校做起，先做力所能及的事，一步步解决问题，当然这需要花费时间。
牛林杰：我认为隐患还是有的，但有些现在预测不到，比如年初冬奥会期间，突然出现了关于“韩服”的争论，甚至一些裁判的裁决都成为了两国民间的争议，这些都是不好预测的。但我们可以平时做一些工作，比如增进两国民间友好。就像闵老师说的，留学生是重要的群体，来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我们要关照培养他们。但是到韩国去的6、7万中国留学生，实际上不少在韩国是受到排挤的，闵老师刚才说很多老师不关心他们，其实同学之间更是问题，韩国同学不愿意和中国同学一起做作业，觉得彼此不是一个集体，当然中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另外在中国有200多所高校有韩语专业，韩国有100多所高校有中文专业，有那么多学习对方国家语言的学生，他们最瞭解对方国家，我们应该重视这些人才，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都应该多下功夫。再有就是多交流，互相客观认识对方，这是避免出现争议的前提。对于已经出现的争议，包括高句丽历史问题争议，以及一些文化争议，专家学者们应该做一些工作。最近文在寅前总统推荐了一本书，叫《掌柜主义的诞生》，在韩国很畅销，此书就解释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该怎样理解中国。我认为这样的书应该多写，中国方面也应该多写有关韩国的书籍，化解我们之间的误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