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育学术交流广泛深入。1992年建交之初，中国开设韩国语专业的大学只有5所，目前已达到230多所，其规模在中国外语非通用语的近百个语种中位居第一。在韩国，开设中文专业的大学也由建交初期的20多所增加到了目前的140余所，汉语成为韩国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两国有100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两国高校研究机构之间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频繁开展。
五，媒体交流频繁，影响力不断扩大。建交以来，两国媒体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开展了频繁的交流。“中韩媒体高层对话”自2009年创办以来，每年一次，轮流在中韩两国举办。2004年5月，韩国“中华电视台”正式开播，每天24小时播出与中国有关的新闻、连续剧、纪录片和娱乐节目。2005年9月，由韩国教育广播电台(EBS)主办的韩国国内首个中文综合广播节目—“Hao TV”正式开播。在中国电视台热播的一些电视节目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等都是中韩媒体合作的成果。
六，人文交流平台机制化建设成效显着。由中韩政府发起、民间参与的定期化人文交流平台不断增多。“中韩人文交流促进委员会”等政府倡议建立的机制平稳运行，中韩人文交流政策论坛、中韩人文学论坛、中韩未来论坛、中韩公共外交论坛等交流机制在两国高层引领下定期举办活动。
另一方面，中韩人文交流面临挑战。在中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干扰因素。两国在一些历史、文化问题上存在争议，相关具有误导性甚至错误的资讯通过媒体和网络传播，引起两国民众误解，影响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甚至出现“嫌韩”“厌华”等负面情绪。最新民调显示，韩国民众对华不友好的比例高达80%。
造成中韩民意基础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从三个方面作分析。首先，历史文化争议频发。中韩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本应成为两国文化联系的纽带，但双方民众在确认历史文化归属过程中存在一定争议。如高句丽历史问题、端午节和端午祭、汉服与韩服等等，这些争议超出了历史认知范畴，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影响了双边关系。
其次，韩国媒体负面报导。媒体运作模式和新闻报导理念等多方面因素导致部分韩国媒体涉华报导偏负面，影响韩国民众对华客观认知。媒体的商业化趋势和扭曲资讯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未经证实的夸大资讯或错误资讯在互联网上蔓延，加剧了两国网民对立情绪。
再次，外部因素成为中韩民间友好度降低的主因。影响中韩人文交流的干扰因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如果说历史文化争议属于内部因素，那么美西方的对华遏制政策、虚假“抹黑”报导、新冠疫情等则属于外部因素。而这些外部因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