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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教育交流及其政治影响分析(1979-1987)
http://www.CRNTT.com   2025-05-08 15:50:48


 
  (二)对岛内政治文化倾向的影响

  台湾“解严”前,美西方几乎垄断了所有外来文化输入台湾的管道。美台教育交流对岛内政治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同时经历了从经济到文化的过渡。从1961 年开始,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格局在两岸交往隔绝期间持续近40年。从经济上看,美国从台湾的进出口额的兴衰直接影响台湾经济的增长或衰退,台湾经济几乎被纳入美国经济体系中,形成台湾经济对美的严重依附。1950-1960年间通过“美援”所建立的美台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美对台贸易的一贯优惠政策—“最惠国待遇”,使美国成为台湾最重要的出口对象。⑦而政治文化倾向的形成正是经历了从经济到教育的过渡。王梅香曾在研究中揭示美国政府通过“国家—私营网络”(state-private network)和“在地人际网络”(local interpersonal network)方式,将对台“文化外交”中的权力隐蔽起来。而从经济援助到教育援助的过渡也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与此同时实现从经济依赖到文化认同的过渡。

  美国对台政治文化塑造主要通过对青年群体的教育实现。“美国新闻处”主要负责培养台湾的画家、文学家和学者等人才,为他们提供到美参访的机会。⑧培训中会不断向青年知识分子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传美国科技文化的同时,传播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的贫困落后、独裁、衰败等。美国对台湾青年政治文化倾向的塑造,主要以高等教育为媒介,灌输美国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改造台湾变得“亲美”。⑨台湾是第一个与美国签署富布莱特交流法案(Fulbright Act)的地区,中美建交后,美国转向和台湾教育基金会合作开展教育交流,富布莱特项目于1979年更名为“学术交流基金会”,受资助对象主要面向高校。教育是影响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对台湾的教育援助促成了大量台湾青年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而有关台湾民众的政治文化倾向,有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大学以上学历者,越具有民主价值取向;教育程度越低,越不具有民主价值倾向。⑩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台湾“解严”以来“去中国化”风气的形成,引导民众形成了维护台湾“自由民主与主权独立”的政治文化倾向。1961年在台湾的美国新闻处还将重要的游美演讲记录成册幷出版,书名为《美国印象》(American Impressions),除供应台湾市场之外,美国新闻处曾购买三千本,送至东南亚华人社区广为流传。⑪以此扩大美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力。

  (三)对民众政治理念的塑造

  既有研究多数都表明青年人的政治理念尚未定型,有学习和接受新知识的空间。⑫文化变迁理论(The theory of culture shift)也多在强调文化在代际之间存在的差异。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湾社会施行的教育援助让更多的台湾青年接受美国的高等教育,形成“亲美”的政治理念,促成了他们对美国价值和体制的认同。台湾地区历任领导人都有接受美国教育的经历,这些具有亲美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在台湾社会又以“榜样”的存在影响着下一代台湾青年,形成台湾精英“亲美”效应的代际扩散。张佑宗关于台湾社会民主价值的变迁研究发现,“随着‘代际转移’(generation shift)的过程,台湾民众的民主价值会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美台教育交流使台湾青年有机会更深入学习西方民主体制,他们参与的多数活动都是经过政府策划安排的,具有引导性。其中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史墨法案(Smith-Mundt Act)及富布莱特法案(Fulbright Act)是美国在台湾推行政治影响的主要工具。这些法案的共同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台湾人民对美国文化、制度的瞭解,增进台湾人民及东南亚华人对美国“反共”政策的信心。美国还重视对台湾本省精英的培育,如史墨法案中的“领袖”和“专家”计划就是美国政府笼络本省籍精英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重要渠道,计划要求每十个人中要有一名本省籍。虽然数量不多,但后期在史墨法案与富布莱特法案合幷之后,本省籍的亲美政治精英培育仍然是美对台教育援助的重点。美国在台官员也曾指出“国际访问者”候选人将主要以年轻人、本省人和出生于台北以外地区的人为主。⑬可见美对台教育援助在不同时期的重心调整。美国官员在1969及1970年度报告中也承认,“国际访问者”计划是“与本省籍领袖建立友善关系最有效而且主要的计划”。⑭美国文化利用了两岸隔离的环境在台湾社会施加影响,精英“亲美”效应的扩散,台湾青年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其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天然联系。美台教育交流在拉动“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对立的同时,也消减了两岸社会之间的连结。

  三、从美对台教育影响看两岸融合中的大陆台生力量

  “解严前”美台教育交流与当前的两岸关系所处时空和政治背景不同,但互动趋势有相似性。台湾当局在两蒋时期实施“戒严”,虽然坚持一个中国、没有谋求“台湾独立”意愿,但“联美反共”、围堵和防范大陆“共产主义”对台影响的意图,与近年来民进党当局“联美抗中”、防堵大陆“统战渗透”,在战略意图上具有一定相似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影响从经济、物质深化到精神、文化层面,而这种功能主义的途径,也是近30多年来两岸交流互动所经历的过程。例如,大陆方面在2006年首届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上宣布惠台政策,马英九时期两岸两会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平台。2017年中共中央财政部与教育部发布了《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为在大陆普通高等学院和科研所就读的台湾学生提供奖学金。2018年,大陆方面颁布的“惠台31条”中取消了台湾青年人才在大陆就业、创业、执业的门槛,享受与大陆居民同等待遇,此后大陆相关部门和各省市地区不断优化台青台企在大陆发展兴业的环境。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台湾学生(简称大陆台生)在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大陆对台社会文化影响领域的功能。

  (一)大陆台生深度参与两岸融合发展

  2012年至2022年间,内地(大陆)高校累计招收港澳台学生7.9万名。其中,2021学年,大陆高校共有港澳台在校生3.82万名,相较2012年的2.53万增长了51%。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中,不仅要求高校坚持“保证质量、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还要为港澳台毕业生做好就业指导。支持内地(大陆)与港澳台高校建立高校联盟,开展联合育人等合作,保证大陆台生稳定就业。截至2022年9月,教育部已先后批准内地与港澳高校共同设立本科层次及以上合作办学项目19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办学机构3个。教育部专门为港澳台学生设立了奖学金以鼓励和支持他们在大陆的学习。针对台湾省籍少数民族学生,一些高校还可能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如额外的奖学金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育部要求大陆各高校精准瞭解每位在读台湾学生情况,落实属地防疫措施,组织开展线上教学,很多高校还推出了个性化远程活动以丰富台生学习。大陆高校与教育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台联、台盟以及各地台办等组织共同协作下,举办一系列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使台生深度参与两岸融合发展。2024年6月,《教育领域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若干措施的通知》印发,主要包括支持台生在闽求学发展、支持台师在闽安居乐业等6个方面20条举措,确保了在陆台生的求职就业。在《通知》引领下,厦门大学建设了“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实践基地”。集美大学成立了两岸美术社科研究中心,专注对两岸美术历史渊源和文化交流的研究。种种举措正有效推动在陆台生深度参与两岸融合发展。

  (二)教育交流促进两岸青年情感连结

  两岸教育交流助力打破隔阂,促进两岸青年情感连结。十年间,教育部累计开展对台交流项目1300余个,两岸1000多所高校参与,约6万余名台湾师生赴大陆参访交流。各省市与教育部门协作推进两岸高等教育交流,2015年由民革中央和吉林省台办、吉林省教育厅及大陆部分高校共同创办的海峡两岸大学校长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两岸大学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两岸教育工作者、学者和师生藉此机会充分交流,增进了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为推进海峡两岸高校、学者之间交流互鉴,自2005年起,广东省教育厅委托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与东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会、台湾高等教育学会合作,每年联合在广东、台湾两地轮流主办海峡两岸(粤台)高等教育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十九届。两岸青年学子在交流中携手共谱互学互鉴,增强情感连结。自2018年以来,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坛已成功举办六届。2024年的京台教育交流周吸引了来自台湾教育界的110余名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参加。2023年以来,马英九率台湾青年学生三次参访大陆,除返乡祭祖、重温历史外,还带领学生与大陆高校学子面对面热烈交流,畅谈学习生活和梦想追求。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在记者会上肯定了两岸青年交流的效果与重要性,幷引用了马英九先生所言:“两岸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彼此交流,相互瞭解,多一分接触,两岸多一分情谊,友谊就越深厚。”当前民进党当局屡次为两岸民间交往设限,教育交流成为两岸青年建立情感连结的重要纽带。

  (三)当前两岸青年教育交流面临的阻力与风险

  台生赴大陆接受教育的主要阻力来自于民进党当局“反中”立场与主张,以及美国持续以教育手段对台湾社会及青年群体的拉拢。根据美国在台协会发布的美国国务院报告,台湾自2015年至2024年,赴美留学人数逐年增长,仅在2019年至2021年因新冠疫情中断。2023年至2024学年度赴美国大专院校就读的台湾留学生总数,相较前一年增长6.1%,台湾已成为美国第5大外籍学生来源地。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及绿营政治人物指责大陆高校师生访台活动为“统战”,幷用限制陆生接触特定场景、阻挠部分行程公开进行的方式干预两岸青年的交流。台陆委会曾对有意赴陆求学的台生作出“提醒”:“建议青年学生考虑赴陆发展前,宜多瞭解相关资讯,审慎评估风险。”除此之外,一些两岸民间合作的交流培训活动,以及寒假实习交流,都因为台湾官方或媒体的“质疑”被搁置,或导致已经报名的学生选择退出。台当局还加大了“反文化统战”力度,攻击在台湾青年中喜闻乐见的大陆社交软件和新媒体工具。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近期的网络文宣中,质疑韩国瑜、傅崐萁、陈玉珍等知名泛蓝政治人物都有大陆学历背景,因而将其标签化为“亲中势力”、“中共代理人”,以荒谬言论扰乱视听,阻碍两岸交流,误导台湾民众认知。可见,重重阻碍下,大陆对台教育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论

  美国在台湾培养的亲美精英在成为建设台湾的力量的同时,也成为了美国控制台湾的力量。两岸政治对立在短期内不会消除,美国作为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持续存在,这些都是两岸融合发展所面临的客观挑战。通过分析台湾“戒严”时期美国对台“文化外交”的背景、动机和影响,进一步揭露了美国在两岸隔绝时期对台实施教育“援助”背后的政治意图,美国政府对台教育援助对岛内政治精英培养、岛内政治文化倾向以及民众政治理念塑造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史为鉴,大陆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以大陆台湾青年学生为支点,培养支持融合发展、支持国家统一以及未来有能力影响台湾政策走向和话语主导权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虽然目前面临民进党当局阻挠与外部势力的干扰,但必须长期坚持、加大投入、不断优化。

  注释:

  ①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9/d431.

  ②忻华:《羁绊与扶持的困境:论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1961-1968)》,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

  ③牛可,美援与战后台湾的经济改造[J],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第66页。

  ④Simon, “External Incorporation and Internal Reform”, pp. 146-48.

  ⑤文馨莹:《经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1951-1965)》,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179-180页。

  ⑥“Semi-Annual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Taipei Desp. 438, February 2, 1954, Folder 25, Box 316, CU Papers.

  ⑦林长华:《战后美台贸易关系发展趋势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

  ⑧李立:《两岸文化学者畅谈中华传统文化》,《两岸关系》,2004年第3期,第58-62页。

  ⑨Mary Brown Bullock, “American Exchanges with China, Revisited,” in Kallgren and Simon eds., Educational Exchanges, pp. 23-43.

  ⑩张佑宗:《台湾社会民主价值的变迁》,台湾的社会变迁1985~2005,台湾社会变迁调查研究计划第十一次研讨会,https://www2.ios.sinica.edu.tw/sc/cht/files/conf11-2/J2.pdf。

  ⑪赵绮娜,《美国政府在台湾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1951-1970)》,《欧美研究》,2001年第31卷第1期。

  ⑫Seligson, Mitchell and John Booth. 1996. Election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⑬“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Y-1966,” Taipei A-316,November 2, 1966, ibid.

  ⑭“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nnual Report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Fiscal Year July 1, 1968-June 30, 1969,” Taipei A-371, August 1, 1969, Folder 26, Box 316, CU Papers.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3月号,总第327期,P12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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