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政治叙事的参与
不管是信仰的美好寓意还是英雄的化身，“开漳圣王”的符号指示都是在“共祖”记忆的基础上绵延而形成。海峡两岸同胞对于“开漳圣王”的认知从族群认同过渡到民族共同体，不仅有文化记忆的参与，政治叙事的参与进一步将“开漳圣王”指向民族共同体。“开漳圣王”指示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变化：
第一，伴随移民在台新家园建设的成功，“开漳圣王”成为幸福美好意象的投射，在世俗文化中安置。与其说，“开漳圣王”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说是民众生活方式的表征，或者说是民众潜意识里的“自己”。这个“自己”同本体经历艰难、痛苦、希望、欢乐……盛世时，这些符号意象静坐在“心灵”的沃土，以神圣的力量托起一种信仰，“同沐”世俗生活的安乐。当这个“自己”成为族群普遍性的存在，集体的同一信仰也就产生。由此，一种代表族群的生活方式随之产生。换言之，“开漳圣王”链接的祖先记忆、英雄记忆、信仰记忆、文化记忆构成了闽台信众的价值意识，价值意识反馈于社会实践，成为民众认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通过仪式、叙事得到传承、发展。拥有“开漳圣王”记忆的族群在心理上具有亲近感，在情感上更能彼此接纳和认同。因为在同一信仰之下，他们共享一套象征符号、价值观念、社会行为及与此信仰相关的传统习俗。概言之，他们拥有同一文化。在西方的民族模型中，民族认同被视为文化共同体，“它的成员既不是同质的，也能够通过共同历史记忆、神话、象征和传统而被统一在一起。”〔19〕基于文化记忆所产生的情感认同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认知，而这种普遍性的情感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第二，“开漳圣王”进一步作为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指示的意象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民众平静安宁的生活被打破。在外敌面前，祖籍地神明信仰的“民族”指示被唤醒。“开漳圣王”成为维系台湾同胞民族信念的意象。殖民统治期间，他们严禁汉人祭拜祖先，禁止寺庙举办仪式，强制收取寺庙神像。台湾爱国民众将宫庙中的神像偷藏在家中，偷祭原乡神明、遥祭祖庙祖宗。这时候，“开漳圣王”成为台湾爱国民众反抗殖民统治、表达爱国情怀的信仰载体，由此也启动了“开漳圣王”民族共同体的指示。在这个意义上，“开漳圣王”凝聚着有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仰族群”，“信仰族群”作为有机整体共享着文化和命运共同感。学者王强认为：“在国族认同层面，乡愁幷不依附于人们具体的出生地，但又扎根于涵盖特定地域历史与文化的时空疆界。如何确认‘乡愁’的时空疆界，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密切相关。”〔20〕“开漳圣王”的乡愁指示自移民入台始产生，在殖民统治期间再一次强烈被唤醒，而情感的偏向推动开漳圣王指向“民族认同”。这是台湾民众在殖民统治之下对于大陆情感认同的确证，也是他们“无声”的反抗。
政治共同体的指向进一步推动“开漳圣王”指向民族共同体。2008年，马英九曾两度到嘉义县大林镇安霞宫参拜“开漳圣王”，希望庇佑其成功当选。同年9月，他果然履约向安霞宫赠匾“护国佑民”；2010年，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吴敦义回故乡南投县参访陈府将军庙，许愿两岸互惠互赢。从2007年开始，漳州市政府每年都在开漳圣地举办中国云霄海峡两岸开漳圣王文化节；2023年，“开漳圣王”诞辰1366周年，台湾宗亲百人团与诏安陈元光纪念馆互送礼品，其中有一幅书法，书写着“两岸一家亲”……这时候，“开漳圣王”的隐喻意义开始带有政治的偏向。
当然，“开漳圣王”政治指示的成功建立在它文化认同、民族认同隐喻的基础之上。正是开漳圣王文化共同体指示性的强大，召唤出了国族认同的情感需求，支撑了它在其他维度有效地传承与发展。正如安东尼·D.史密斯所言：“集体性文化认同所代指的，幷不是一系列跨越数代人而稳定不变的文化要素，而是一个特定的文化人口单元中的相继几代人所有的连续感，是他们对该单元的历史中的早期事件与时代的共享记忆，以及每代人关于该单元及其文化的集体命运所持有的观点。”〔21〕这种附着在“开漳圣王”的文化记忆，确保了参与者对自己的民族怀有主观性的依恋，推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真正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确实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性工程。〔22〕以两岸共享的文化资源消弭两岸之间的政治对立，建构可倾听、可叙述的记忆文本，不失为可行之举。
作为海峡两岸同胞文化记忆、民族记忆的典型文本，两岸民众的情感、认同通过“开漳圣王”这一象征性符号得到强化。在象征符号之下，参与者皆是这个“共同体”下的人民。“开漳圣王”诞辰1366年，台湾百人团体前往诏安甲洲村的路上，沿途都有群众自发出来欢迎。台湾宗亲代表在采访时直言：“真的太高兴了，场面这么好这么漂亮，这种盛况，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体会。希望大陆的乡亲，有机会到台湾共同交流，我们是一家亲的亲人。”〔23〕台湾“开漳圣王”信俗文化联盟理事长黄愈丰表示：“通过活动联结了两岸一家亲的感情，而且让我们的团员回到台湾以后，把这一次感受到的力量，能够在台湾做更好地发挥、发扬。”〔24〕透过一种共享的、独特的文化，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是谁”。自我身份的确定和归属，使得共同体成员能够在文化框架之内，遵守相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由此得到提升。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看，“开漳圣王”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态势的一个缩影。除“开漳圣王”外，海峡两岸民众还有很多凝结共同记忆的叙述文本，妈祖、保生大帝、关公等记忆文本对海峡两岸的不同群体进行聚拢。具有异质性的符号元素幷非必须指向某一方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结果，各民族的符号可以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空间形成幷置、联结或竞合的关系，以差异化的形式和相通的意涵为基础，建立起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符号文本体系。〔25〕换言之，海峡两岸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尝试从低敏感性的文化文本切入，启动“同根同源”的意识，强化情感认同，形成专属两岸同胞的“共同体记忆馆”，让台湾民众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四、结语
“开漳圣王”由人到神，是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的转变，而作为信仰的“开漳圣王”从大陆传到台湾，则是文化记忆的延续和拓展。伴随移民在台新家园建设的成功，“开漳圣王”成为幸福美好意象的投射，在世俗文化中安置。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在外敌面前，祖籍地神明信仰的“民族”指示被唤醒。“开漳圣王”成为维系台湾同胞民族信念的意象符号。政治叙事的参与进一步推动“开漳圣王”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当然，“开漳圣王”政治指示的成功建立在它文化认同、民族认同隐喻的基础之上。正是“开漳圣王”指示文化共同体的强大，召唤出了国族认同的情感需求，支撑了它在其他维度有效地传承与发展。总而言之，“开漳圣王”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有力的文化文本之一，正向影响着海峡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而海峡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旨在启动两岸同源的文化记忆，抵制“台独”势力割裂两岸文化血脉的图谋，促进两岸和谐统一。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疆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602-1895）”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1&ZD272。
注释：
〔1〕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12页。
〔2〕〔17〕郑晓云：《文化认同论》，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第103页。
〔3〕〔4〕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页，第2页，第36页。
〔5〕冯月季，王丽雅：《文化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9期，第54-60页。
〔6〕郑镛：《开漳将佐事略与集体记忆》，《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期。
〔7〕陈贞祥：《福建颍川陈氏开漳家谱》，厦门：厦门中山路新声艺术社，1916年刻本，第14页。
〔8〕周大鸣：《文化人类学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9〕郑镛：《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南族群认同》，《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0〕江智猛：《开漳圣王信仰文化的形成与拓展》，《2017年厦门大学·第四届陈元光文化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253页。
〔11〕王琛发：《盛德世祀:南洋开漳圣王信仰文化——落地生根、跨海互动与慎终追远》，《闽台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12〕周启航：《灾害信仰的功能研究——以民国时期江南地区为例》，《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10年第2期。
〔13〕谢文哲：《香火：闽南文化札记》，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267页。
〔14〕汤毓贤：《跨海建构的开漳圣王信仰》，《2017年厦门大学·第四届陈元光文化论坛论文集》，2017年，第7页。
〔15〕汤毓贤：《两岸共仰漳台圣宗——台湾的开漳圣王信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16〕李宏图、王加丰：《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41页。
〔1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5页。
〔19〕〔21〕[英]安东尼 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7页，第35页。
〔20〕王强：《复调与变奏：台湾当代文学的“乡愁叙事”——以余光中诗歌〈乡愁〉为中心》，《华文文学》，2023年第2期。
〔22〕王强：《“春晚”的台湾叙事与两岸“叙事共同体”的建构》，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1期。
〔23〕〔24〕2023年3月7日于诏安采访笔录。
〔25〕曾明、龚婷、戴登云、彭佳、张友、刘兴全：《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民族学刊》，2021年第7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5年8月号，总第332期，P130-1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