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过去两三年在应对挑战中的反思和摸索，中央大体上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一国两制”的完整法理是什么？中央有什么责任？香港的民主法治应该是什么形态？其实香港问题与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以及现代化的探索密切相关，所有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都标志着执政党治国理政能力的增长，而且也一步步加深了对资本主义世界基本逻辑以及互动法则的认识。
台湾问题不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在制度上被搁置的问题，在法理上属于内战遗留的问题，目前来讲，并没有能够在制度上有一个系统解决方案。所以2019年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提到要去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涉台学者很多时候是靠想象力，靠已有的一些政策论述，以及靠美台互动的一些资讯来做相应的研究，没办法在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国家制度框架里面做研究，所以尽管他们声量更大，并且也更红、流量更大，但是所做的课题、所构想的方案路径以及所进行的论述跟表达，很多时候还在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做一个前期的准备，做一个氛围的探索和营造。
港台问题因此就有很大差异，香港问题是有制度框架，是制度改良的问题；台湾问题没有制度框架，是制度探索的问题。所以严格来说，香港问题是一个法治问题，是一个有了制度框架之后，怎么用这个框架应对挑战的问题；而台湾问题是一个立法问题，是一个框架未定，需要去探索的问题，而这个探索又涉及到世界体系的激烈斗争与重构，就是中美关系的重构，涉及在台湾问题上的激烈博弈。
对我来讲的话，我主要的精力是放在了香港研究上。这其实与我作为一个法律学者本身的专业背景有关，当然也与我做访问研究时候在香港大学的研究经历和机缘是有关系的。我由宪法专业切入香港基本法，刚好近些年由“占中”到修例风波，再到国安法立法和选举法的改革，一连串事件都触及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刺激了我的理论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在香港研究领域相对而言产生了一些有分量、有影响力的理论作品。这些年我认为自己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上有一个能够自我肯定的表现。
在涉台问题上我同样也在做一些研究，但是人的研究精力是有限的，不过我认为港台问题是相通的，因为“一国两制”是因台湾而设，优先在港澳应用，所以香港问题上的利害得失，在我们思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构成了一个必要的知识前设和经验前设。因为我有香港研究上比较扎实的基础，在思考论述台湾问题的时候，就会比仅仅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在法制、制度构想以及论证方面更加扎实，也更加能够一步一步精细地去推进，而不会陷入天马行空或者循环论证，或者语义重复，或者老调重弹的状态。因为我有一个明显的参照系，并且有源头活水来了解到“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
所以对我而言的话，我的重点在香港，但是我也关切台湾。而且我认为香港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对最终思考和破解台湾问题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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